田麦久，九三学社中央原常委，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位留学德国的体育学博士。1981年回国后，他一直站在我国运动训练学研究和教育的一线，还多次指导我国运动训练实践，见证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运动训练学和竞技体育的发展。以下是田麦久接受人民政协报记者采访文字实录。

我国运动训练学从无到有快速发展

记者:您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首位出国留学获得体育学博士学位的，当时，我国的训练理论与世界水平存在怎样的差距？

田麦久:我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得以出国留学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1978年，中国政府做出一项对国家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决定向国外特别是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教育部同时开始组织考试。当时，我在北京体育大学任教，报名参加考试，我们首批被选拔上，去德国留学的共50人，其中体育专业只有我1人。德国在近代科学上是一个先进国家，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也是一个强国，因此，其竞技体育很强大，运动训练理论也十分先进。世界上第一本运动训练理论专著就是德国人迪•哈雷写的。当时，德国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运动训练理论都走在世界前列。然而，当时国内的现代运动训练理论还没有起步，差距非常大。

记者:您从德国回来后，我国的现代运动训练理论才刚刚确立，当时是怎样的社会背景？

田麦久:所谓现代运动训练理论，是指研究运动训练规律，组织运动训练实施的科学，与运动训练实践紧密结合。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并开始组织运动训练活动。那时，没有系统的训练理论，只是学习苏联单个项目运动的训练方法。大跃进以来，逐渐形成了“三从一大”的训练指导思想，即“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了一些成果和进步，但在理论上却有着明显的不足与局限。改革开放之后，直到1983年，以中国运动训练学会组织出版的《运动训练学》一书为标志，逐步建立起了我国现代运动训练理论体系。这比德国哈雷博士专著的出版晚了20年。运动训练是竞技体育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科学研究的不断发展，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也在逐渐地向竞技体育学的理论扩展。竞技体育的主体活动是运动员的培养、训练及参赛的过程，沿着这一轨迹进行思考和设计，竞技体育学应该包含着运动员选材学、运动训练学和竞技参赛学以及贯彻始终的竞技体育管理学，这四个学科应该说是构成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的主体学科。

记者:现在，我国的现代运动训练理论研究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

田麦久:20多年来，伴随着我国竞技运动水平的迅速提高，运动训练学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在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方面，完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系列运动训练学领域的研究性专著，标志着我国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学术界把这些独具特色并有重要理论价值的研究进展称为运动训练学理论的“中国流”，其主要内容包括:项群训练理论的提出与建立、运动员选材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竞技能力的结构及其评价、博弈理论与制胜规律、运动训练过程与训练计划以及训练理论对训练实践的指导与服务等。近年来，我国现代运动训练理论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被重视。1988年，我主持的研究成果《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一书面世，为备战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国家体委把这本书发给了所有的教练员、运动员，作为科学训练指导用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在，我国的现代运动训练理论研究人才逐渐增多，相关研究也很活跃，发表了很多成果，研究也更深入。目前，全国开设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点的高校有14所，1994年以来我个人培养的从事运动训练学研究和运动训练工作的教育学博士有36人，现在在读的还有十几人。运动训练理论指导运动实践，同时，与运动实践同步，我国的运动训练理论也与我国的运动竞技水平一样，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走进了世界前列。我们应该而且可以期待，中国的运动训练学理论必将会伴随着中国竞技体育的持续发展一步步走向成熟，也会向世界运动训练学界贡献出更多更新的科学理论。

运动训练理论与竞技体育实践伴生共长

记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军团取得金牌第一的成绩，让国人备感自豪。中国军团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是否得益于现代运动训练理论的研究和发展？

田麦久:我认为，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军团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有力保障等等。其中，我国现代运动训练科学理论水平的提高也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军团有600多名运动员参赛，而科技保障人员有1000多人，这是本届奥运会上规模最大、服务质量最高的科学服务团队，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有专门的团队提供科技保障。比如体操运动员在训练时，科技人员会现场录像记录下全套动作，随后对运动员不规范的动作进行修订。比如跳水运动员，科技人员要根据录像分析运动员的运动轨迹、重心变化等，从录像上精确提取运动员的运动参数。同时，在体能上，科技人员还要及时检测运动员身体机能的变化，比如及时检测运动员血乳酸值的变化，计算出运动员以何种运动负荷训练效果最佳等等。另外，还有竞技心理、竞技战略上的科学建议等，比如应如何应对主场优势与劣势等，都有科技人员进行研究，出版一些科技服务手册。所以说，现代运动训练科学的发展为竞技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记者:正如您所说，运动训练理论指导运动实践，那么，在我国，二者是如何结合的？

田麦久:在我国，运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从高校毕业的运动训练学人才直接参与指导运动训练。比如在我培养的研究生中，有直接组织皮划艇队训练获得雅典和北京奥运会金牌的刘爱杰、袁守龙两位博士，有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硕士等。二是运动训练理论研究人员发表的研究成果直接用于对教练员的培训。我本人就去过许多项目的国家队开设专题讲座，用各种方式在教练员和运动员中推广和普及现代运动训练学知识。三是教练员进修学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现代运动训练理论，用理论武装之后，更有利于教练员用科学的思维和科学管理推进运动员的训练。四是科研攻关小组提供保障。在一些训练队，常年有科研攻关人员提供日常科技服务，参与科研专题，解决运动队在训练中遇到的难题。

记者:现代运动训练理论的发展存在怎样的趋势？

田麦久:我觉得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科学的训练理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第二，训练效益和训练效率问题得到高度重视。第三，竞赛规则的改变有力地引导着训练活动的发展。例如，过去射击、射箭比赛关注的人很少，因为比赛的观赏性比较差。现在射击、射箭比赛采用科技方式，及时告知比赛成绩。比如体操和举重项目，通过改变参赛规则提高观赏性，如体操难度不封顶，举重杠铃加重改每次最低2.5公斤为1公斤。第四，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第五，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的国际交流大大增加了。无论是外国教练到中国任教，还是中国教练在海外带队，都使这种交流更深入了。第六，更加关注竞技选手的身体健康问题。比如，过度训练和运动创伤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因为这些盲目追求比赛成绩的做法对运动选手的健康带来危害，这些违背体育训练的宗旨。保护竞技选手的健康应该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比如刘翔受伤退赛，是完全合理的、绝对必要的。

成为竞技体育强国的中国将肩负更多国际责任

记者: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田麦久:中国的奥林匹克之路始于1932年，半个世纪之中没有值得称道的赛绩。1984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在前苏联和东欧诸国缺席的背景下，获得15枚金牌，进入金牌榜前列。1992年和1996年，分别在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以16枚金牌在美俄德三国之后位列第四，居第二集团之首。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突破，从国际体坛的第二集团脱颖而出，跻身第一集团之列。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起，奥运参赛夺金结构已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打破了既往欧美体育强国主宰奥运的格局——雅典奥运会奖牌总数前10名的国家中，有中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我曾将此称为“雅典重组现象”，即“西太平洋组合”或称“远南组合”挑战了“北大西洋组合”的世纪垄断。在北京奥运会中，中国金牌总数远远超过美国，位居金牌榜首位；日本垒球队爆冷夺冠，打破了美国队无敌“神话”，“雅典重组现象”更加强劲有力，而“雅典重组现象”的背景是亚太经济崛起。

记者:您怎样评价我国在世界竞技体坛中的地位？

田麦久: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中国成为了国际体坛重要的竞技体育强国。竞技体育活动中运动员所表现出来的竞争意识与高超技艺既带有鲜明的国家(地区)印记，同时又是全人类共享的财富，具有强烈的国际性特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竞技运动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作为当代世界竞技体坛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竞技体育，在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竞技运动水平的基础上，应该肩负起时代赋予的更多的国际责任。

记者:那如何应对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国际角色的调整呢？

田麦久:我认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国际角色应该作出适当调整，在继续努力夺取竞技优胜的同时，还应该为促进国际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作出更多努力和贡献。包括积极参与竞技体育的国际秩序的改革与完善，努力推进国际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更加主动地发展国际竞技体育的多向交流等等。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是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国际角色调整划时代的标志，我们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积极面对这个变化和调整，促进中国和国际竞技体育事业科学、健康的发展。我们应该采取“明确责任、主动调整、全面规划、积极推进”的方针，有关工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组织实施:第一，积极参与国际竞技体育秩序的架构以及活动的管理。当前国际体育秩序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许多不够合理，不够完善的地方，我们应该积极地参与国际体育秩序的架构和它的完善；第二，加强竞技体育理论的社会学研究和训练学研究；第三，继续提高竞技运动水平；第四，扩大竞技体育领域的国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