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冯培恩说，1991年，世界银行分析68个国家的技术进步，表明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为14.3%。同期，法国为56.7%，德国为51%，英国为50%。国内专家分析，在1953—2005年期间中国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17.5%。长期以来，人们对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R&D，简称研发投入）问题的关注焦点是加大投入总量，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为了充分发挥我国研发投入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积极作用，既要高度重视投入总量的增加，同时要十分重视调整投入结构，优化投入配置，提高投入的使用效益。

冯培恩就此提出六点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大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在GDP中的比重。我国从2002年至2007年研发投入在GDP中比重由1.07%逐年增长到1.49%。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和韩国在2005年或者2006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平均2.42%，高出我国62%。为了保证我国GDP的健康和可持续增长，建议继续努力加强政府、企业和社会多元化多渠道的研发投入，使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到2010年能达到2%，到2020年达到2.5%以上。二是进一步加大基础和应用研究投入在研发投入中的比重。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以下简称开发）组成了由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到产品创新这样一根自主创新的链条，重大的、具有原创性的产品中必然浸透着基础科学和应用技术创新的成果，这根链条的每个环节的强度需要相互平衡，才能相互促进。以企业为创新主体，需要保证开发（试验发展）投入在R&D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一般不低于60%。但是这一比例太高，可能导致基础和应用研究得到的支持过分薄弱，跟不上产品创新，尤其是原始创新的需求。把中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投入在研发投入中各自所占比重与美国、日本、法国、俄罗斯和韩国加以比较的结果表明：2006年我国开发投入的比重达到78%，显著高于其他5国2003年在39.7%—69.4%之间的比重范围。而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只占研发投入的5.2%，其他5国2003年则在13.3%—24.1%之间，远高于我国。我国产品，无论基础零部件还是重大装备，多年来大多数停留在技术引进、外国样品仿制、表面的和针对国情的适应性变动（未必是改进，许多情况下是改退）上。有的所谓集成创新或者组合创新，实际上是外国核心零部件与自制低成本非核心零部件的互适性拼装或组装。基础和应用研究投入的严重不足是造成这一现象长期存在至今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因此建议尽快把基础研究投入在研发投入中的比重提高到10%以上，应用研究在研发投入中的比重提高到30%以上。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要加大政府的研发投入在全社会研发投入中的比重，因为按目前的国情只有政府的研发投入才可能显著增大基础和应用研究费用在总研发投入中的比重。同时要在政策上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加大企业在应用及基础研究中的投入比例，促进我国企业研发能力的加速提高。三是优化研发投入在企业、学校和科研院所中的使用配置。近年来，随着我国研发投入的显著增长，获取专利和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量也相应增长。但是研发产出的增长速度与研发投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不相称。例如2005年和2006年的研发投入都比上一年增长约25%，但是相应获取发明专利的增长量却不到10%，发表论文数的增长量也只有12%（国外发表）至14%（国内发表）。还须提醒的是，这一数量中有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论文是在我国当前不够科学的政绩观导向下为增加数量而生成的，因此其中一部分存在形形色色、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2006年我国高校、专业科研院所和企业获得研发投入分别是276.8亿元、567.3亿元和2134.5亿元。专业科研院所耗费比高校多出一倍的经费所取得的专利数只有高校的五分之二，发表的论文数只有高校的六分之一。企业每获得一个专利耗费的投入是高校的5倍，论文差距之大已经失去了比较意义。如果注意到这样的实际：独立研究院所成果转化条件比不上企业，基础和应用研究所需的学科多样性和人才综合性条件比不上高校，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发达国家配置给高校的研发投入都明显高于研究院所。建议我国研发投入的配置更多向高校倾斜，与此同时建议继续加大我国研究院所体制机制改革的力度，引导现有相当部分研究院所视情分别融入高校或企业，这样既能使高校或企业的研发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又能使我国研发投入的使用效益得到显著的提高。四是改进研发投入配置的导向。目前政府采取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需要进一步完善，才会产生更好的效益。首先对高新产业的认定需要更加务实，是否高新产业的关键并不在于产品中有没有高新技术，而在于产品中有没有自主创新。产品再高级，只要其中的核心技术产权不在自己手里，这个产业就不适宜享受高新产业的待遇。目前政府本来就不多的研发投入中有一部分被用于鼓励以进口零部件为核心组装高新产品的企业，支持用国外资金、装备和技术通过中国人操作在中国土地上制造高技术产品的企业，以及外国高新产品样机的仿制品生产企业，这样不利于自主创新的导向。建议对即使所谓传统产业领域或产品，只要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不断加以改进就应该给以视同高新产业的优惠和支持。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要加强管理。严格核实申请企业是否确实把某自主创新技术真正有效地用到了自主开发产品中，并取得预期的效果。政府在当前应把更多研发投入的使用配置给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零部件制造企业。五是完善研发投入使用效益的评估。我国的政绩考核长期以来以数量为主，在经济、科技 和教育各界几乎都如此。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考核标准开始从以数量为主向以质量为主转移。不过目前的国情告诉我们，即使有了一个看来比较科学的标准，是否能够实现其原来的导向宗旨，关键还在于执行者，也即需要一个好的执行和操作机制，选择合适的考核部门和考核者，建立健全科学的考核操作规则。六是加大高质量、多层次研发人才的培养力度。如果缺乏足够的高质量、多层次研发人才，那么无论投入多少研发经费也不可能取得预期的使用效益。2004—2005年根据日、德、法、韩、俄、加、意7国统计，每万名全日劳动者中平均拥有111名研发人员，而同时中国只拥有9名研发人员。合格研发人员的严重短缺必然严重影响我国研发投入的使用效益。人才培养当然需要加大经费投入，这主要通过政府增加专项教育和科技经费拨款解决，更难解决的问题还在观念上和体制机制上。一方面，近10年来我国虽然初步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但同时我国高校和高等教育的行政化，社会环境的官本位化都导致大量工科毕业生，特别是优秀毕业生首选政府公务员、外资合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高校教师等职业，即使愿意进入企业从事第一线技术工作，也首选进外资企业，愿意进自主创新企业的很少。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高等工程教育师资大多是来自工业界的高层研发专家，具有长期的工程实践经验，而且学生在读期间就有很多在企业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因此毕业生研发能力较强，既愿意去企业就业，也能较好适应企业开展高水平研发的需要。而我国高等学校中，近30年来，有丰富工程背景和实践经验的教师在高层次工科专业教师中所占比例愈来愈小，加之工科学生在读期间的工厂实习环节严重缩水，还有愈来愈多工科研究生热衷于不受实践检验的计算机仿真和虚拟技术，甚至不少本来以培养职业研发人才为重点的高职院校出现向本科靠拢和转向的倾向。这些都使高质量，多层次研发人才的培养实际上成了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解决这些问题要比解决经费不足问题要难得多。建议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对问题症结深入剖析，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综合性的改革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