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亚运会即将落幕，中国队不仅金牌数让其他代表团望尘莫及，而且许多项目获得突破，涌现出了一批新秀。“这样的成绩与我国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分不开的。”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田麦久这样表示。然而，对于举国体制的争论近来却一直没有停止过。竞技体育究竟有什么作用？国家有没有必要在竞技体育上倾举国之力？对此，田麦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在现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竞技体育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现代社会价值。”田麦久说，竞技体育可以激励人类的自我奋斗精神、满足社会生活的观赏需求、凝聚民族精神，现代社会还赋予了竞技体育社会减压阀的作用。“现代社会生活压力日益增大，人们需要把压力排解出来。运动场上无论运动员还是观众都可以尽情宣泄，这是其他事物所无法取代的。今天我们建设和谐社会，要和谐就要给压力提供宣泄的渠道。”田麦久说。针对竞技体育挤占全民健身资源的论调，田麦久表达了不同观点。他认为，竞技体育和健身体育都是体育的组成部分，二者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互相促进的。竞技体育本身就具有促进社会大众体育参与的功能。田麦久说，北京举办了第26届世乒赛后，全国就掀起了一股乒乓球风暴，很多地方都砌起了球台，这是稍微上了点年纪的人都经历过的事情。田麦久认为，发展竞技体育，必须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协调，在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进步的今天，竞技体育应该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他表示，当前最适应我国经济社会条件的竞技体育发展体制还是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从管理上应该叫做体工队管理。我国当前除了少部分项目实行俱乐部制之外，多数还是在使用体工队管理。”田麦久这样给举国体制做了界定。并认为体工队管理把优秀运动员集中起来，由国家负担进行训练，减轻了民众参与竞技体育的经济压力，适应了我国目前国民收入仍然不高的状况，也保证了优秀体育苗子能够得到培养。同时，集中管理，由国家配备高水平的教练队伍、服务队伍也有利于运动水平的提高。
　　当然，田麦久也认为现有的体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他说，当前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继续改进和完善优秀运动员培养运行机制，使其更适应社会的进步，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