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件事使我震动，也令我感动，总想要说点什么。
教师节前夕，随韦钰同志率领的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慰问团赴河北慰问教师。短短三天去了河间、吴桥、曲周、临漳，考察了三个农业试验站，慰问了驻站的中国农大的教师。
每到一处，耳闻目睹总是让心灵受到强烈的震动，令我啧啧赞叹，似乎唤起某种遥远的记忆与共鸣。
单说在曲周农业试验站，站在瓜果飘香的院子里，听试验站负责人介绍情况，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里曾是鸟不飞草不长的十里盐碱滩。当年，辛德惠院士和几位中国农大的教师是或骑或扛着自行车进的村，因为遍地泥泞无路可循，他们硬是从改造盐碱地入手，经过近30年的努力，盐碱地终于变成了米粮川。试验站站长换了五茬，农大教师和当地农民的亲密合作没有变，依靠科技改造山河的决心和努力坚定不移。在智慧和汗水的浇灌下，亩产由几十斤提高到几百斤、超千斤，最后成了“吨粮田”。但老师们和老乡们并没有停步，又提出了“节肥、节水、高产”的目标。大家心想到一处，汗流在一起，并肩耕耘亲如一家人。辛德惠院士积劳成疾，最后倒在出差的路上。按照他的遗愿，人们将他的部分骨灰葬在试验站院子里。据说每年清明，十里八乡的农民会自发地抬着花圈前来扫墓。数百人上千人挤在小院里，却秩序井然。人们默默地在墓前祭拜这位手把手教过他们的“老师”。现任站长、辛院士培养出来的博士眼里噙着泪水对我们说，墓前那块空地就是给我们留着的，我们都会来陪伴老师的。一位年轻的知识精英就是这样从前人的足迹和自己的奋斗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归宿。慰问活动快结束时，韦钰同志听说我是学物理的欣喜地对我说，正好，来帮我们一起搞一个项目吧。说完，又连忙补充了一句，是尽义务的，我们可没有钱。闲散惯了的我正想要婉拒，一句“我们可没有钱”倒使我张不开口。果然，不久我便应邀参加一个教改项目的研讨会。
这个研讨会和上次慰问一样，也是韦钰同志主持，时间也是三天。这是一个国际合作的教育改革项目，中国名称叫“做中学”。就是要让5至12岁的幼童通过自己动手做，从而学到一些初步的科学知识。这显然是与传统的告知式、填鸭式教学大不相同的一种改革试验。这个项目已在国内开展了四、五年，陆续有18个城市被选定为试验区。200多所幼儿园、小学成为试点，数以千计的教师研究人员投入这项工作。“做中学”已初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有效的教育体系，有了一支相对固定的师资、研究队伍。同时还促成了两个研究、培训中心的建立。这次研讨会主要是审议“做中学”的实验项目内容标准。与会的有相关学科的院士、专家学者，还有“做中学”试验区的代表。整个会议最大的特点便是认真，认真到了较真的地步。认真和较真的焦点真是层出不穷。在对这些焦点的认识碰撞、切磋中，院士、专家与试验负责人、实践者之间全无差别亦无拘束地陈述、争辩，较的是一个“真”，服的是一个“理”。给我印象极深的一是韦钰院士，一是试验区的实践者们。没想到，一位年过花甲学富五车还当过“二品”高官的院士，居然对一个“电视没影”、“电台没声”的小小教改项目用情竟如此之深。走南闯北，国内国外；运筹谋划，事无巨细；培训教师，教育幼儿；殚精竭虑，风风雨雨。几年辛劳下来，项目初见成效，队伍初具规模，上下初有体认。韦院士写了一本书，叫《探究式科学教育教学指导》，有着“做中学”试验阶段性成果的标志性意义。据说稿费还全数捐了出来，以支持试验的继续。这使我想起长眠在冀中大地的辛德惠院士。他们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爱心。一个深爱着朴实、勤劳的农民兄弟；一个把母亲般的慈爱付与了天真无邪的孩子们。这便是他们不竭的动力，这便是使他们超脱世俗凸显不凡之处。我想，一个人要爱自己很容易，爱别人就有点难，爱很多很多的别人就更难，而要将这种爱用最好的方式表达出来则是难上加难了。韦钰院士和辛德惠院士无疑是找到了最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那份无私而崇高的爱！
这两位院士还有一个共同点———深入基层，扎实工作，弘扬了一种精神，带起了一支队伍。几个试验区的代表汇报工作的情况确实很感人。在他们的叙述中，都经常讲到韦钰院士。让人感到，韦钰院士在数年“做中学”试验中，无私地投入了她的专业知识，巧妙地用足了她的社会影响，也酣畅淋漓地张扬了她的个人魅力。从而推动了这件事，带起了一批人。巧的是各试验区的代表以中青年女性居多，说起话来也像韦钰院士一样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却熟悉情况，如数家珍；言之凿凿，认识深刻；语言简洁，饱含热情。而活跃在河北数十个农业试验站的中国农大师生，也确确实实在传承着辛德惠院士爱农务实进取的精神。在农村住几天几月并不难，专做一两件事也不难。难的是从盐碱地改造到丰产更丰产，无尽头地做下去。自己去做，学生去做，学生的学生义无反顾还会去做……这正是在传承着一种精神，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温暖和鼓舞着千百万人，让他们燃起一种热情，树起一种信念，生出一种不竭的动力。
同时，我也看到，无论是领头的院士还是试验站试验区的实践者们，他们也不是不讲“功”和“利”，像一个个不识人间烟火的“苦行僧”。不过，他们讲的“功”，是益国利民之功；他们讲的“利”，是劳动所获情理不悖的利。那位辛德惠院士培养的博士也是洋装穿在身，开着私家车，可他的心绝对是深爱着祖国大地和万千乡亲的心。
鲁迅曾经论及“中国的脊梁”。我想，现代中国的脊梁正是那些高擎红旗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弄潮儿，就是韦钰、辛德惠们，就是那些在自己“两亩三分地”里默默耕耘使大地锦绣秋实累累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