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记者电话采访了刚从四川抗震救灾返回的九三学社金山区委副主委、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内科主任、肾内科主任鲍晓荣博士。3小时里，我们都在谈一次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战斗”，其中的心惊和苦乐，已非文字所能尽述。放下电话，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里，我们很久不说英雄了，这个词太大太遥远，托付太重。但是，5月12日后发生的事，让我们忽然忘却了平日里的琐碎得失，想起了生命里那些更大的字眼，比如责任、使命、意义和价值等，在电视在报端，这些字眼不再虚无，它重重落在无数平凡而又伟大、堪为英雄的人身上。
5.12汶川特大地震打乱了许多人的正常生活。作为医生，职业的敏感使鲍晓荣常常看电视至深夜。震后外伤感染、挤压伤都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鲍晓荣明白下一阶段的医疗救援或许将非常需要肾脏科医生，他心中有了能成为救援大军中一员的强烈愿望和期待。
这一天终于来了！5月17日晚，院长来电话，商量选派1名肾脏科医师参加上海市抗震救灾医疗队奔赴灾区。“让我去！”没有任何犹豫，鲍晓荣主动请缨。理由简单明了：主任、正高、男性、家庭困难相对最少。身体不佳的妻子说：“你应该去，这是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最好机会！”正在家紧张复习迎接6月份高考的女儿说：“爸爸你放心去吧，我会认真迎考的，到时我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机场迎接你凯旋。”
5月18日，拎着匆匆整理的少量个人行李，携带着大量医疗急救药品和器械，肩负着领导的重托和亲人的期望，鲍晓荣作为上海市第二批抗震救灾医疗队成员出发了。前路未卜，却豪情满怀。与他同行的还有29位肾脏科医师和20位ICU专家。
德阳•夜
目的地德阳市位于成都平原东北部，虽然在地震中倒塌的房屋不多，但处处可见防震棚。由于地处绵竹、什邡至成都的必经之路，来往的救护车、抢运救灾物资的卡车川流不息。19日，医疗队如期到达，立即充实进当地新辟建的临时医院，诊治来自重灾区的70多位伤病员。虽然肾衰竭的病人不多，但鲍晓荣充分发挥他的大内科业务优势，和众多专家一起投入到工作中。他所属的小组分管10余位伤病员，清创、缝合、换药、调整抗生素……十分忙碌。每天查房4次，最晚1次安排在晚上9点。鲍晓荣并不知道，在这里，他将度过难忘的3天3夜，尤其是德阳的夜晚，每个夜晚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第一夜，是在转运伤员中度过的。晚上8点，临时医院仅有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开始反复播放今晚将有6级以上余震的消息。领导打来电话要求上海医疗队撤离病房大楼。跟随着人流，鲍晓荣拎着行李走到了暂住的三楼楼梯口，突然想到了住在二楼的尚未撤离的70余位伤病员，再也挪不动了。“我们不能这样撤了！如果我们和病人一起震死了，那就是英雄；如果病人震死了而我们却活着，那我们是狗熊！我们将终生愧对那些劫后余生的病人，更无颜回上海面对我们的领导、同事和亲人！”鲍晓荣大声说出了心中的想法。场面安静了，队员们纷纷响应，撤离工作戛然而止。征得临时医院领导同意后，队员们立即投入抢运病人的紧张战斗。因为大多是骨折病人，不易搬动，再加上这座建于1958年的老建筑楼道陡而狭窄，搬运工作十分困难。队员们冒着余震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病房大楼和大楼前的安全空地之间，硬是靠肩扛、身背和担架抬，将70余位伤病员转运至安全地带。之后，还一一核对伤病员的姓名、性别、年龄、诊断等资料，生怕有丝毫差错和闪失，这时已是次日凌晨4点了，但是依旧不能休息。为了防止搬动可能导致的病情变化，医疗队员们决定轮流值班。鲍晓荣不敢懈怠，拖了一把凳子守候在病人的帐篷边。虽然一宿未眠，但鲍晓荣心中却升腾起一种久违了的自豪感，“无论何时医生都不能丢下病人，我们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也在心里由衷地为同行们叫好，“要知道医疗队队员都是具有正高、副高职称的专家、能人，但在灾区，清创、包扎、抬担架、核对病历，每位专家都做得认真仔细，没有一个有怨言的，上海的医生都是好样的！”
第二夜，疲惫的鲍晓荣和其他医疗队员们一起和衣躺在临时医院的临时抗震棚内，睡得很沉很香。凌晨1点半，彻夜的暴雨将他浇醒。望着灌进抗震棚的雨水和湿透的衣被，鲍晓荣突然想到：病人会不会同样被淋湿呢？要知道受凉对于虚弱的伤病员而言是十分危险的，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鲍晓荣坐不住了，和同样被雨水浇醒的闵行中心医院肾科主任徐旭东一起，拿着手电，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巡查，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唤醒，果然发现许多伤病员因为搬运的劳累和病痛的折磨却熟睡在被雨水浸湿透了的床铺上而浑然不知。于是又开始了紧张的第二次病人转运。他们与随后赶来的队员们一起将40多位淋水严重的伤病员暂时搬运到临时医院的底楼大厅，又冒着余震的危险一次又一次地冲入二楼、三楼和四楼，寻找床垫和衣被给病人御寒。伤病员们感动了，连声说：“上海的医生太好了！”临时医院的医护人员也翘起大拇指称赞道：“上海的专家确实好！什么都为病人着想！”
第三夜，鲍晓荣如常开始了一天之内的第四次查房。新的命令忽然下达：在队里抽调7名医生会同3名上海护士，共10人分成两组，分赴重灾区汶川县银杏乡和草坡乡，实施紧急救援，并告知那里环境恶劣，条件艰苦，随时都有危险发生。“30个肾脏科医生中挑选4个”，鲍晓荣感到既兴奋又紧张。虽然到哪都是救援，但到灾情更重、更需要救援的地方去是医疗队每个队员的希望。怎么挑选？凭什么挑选？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个个踊跃报名，自陈优势，目的只有一个，非进10人小组不可！医疗队临时党支部号召“党员同志应该冲在前面”，鲍晓荣不服了，“那我们民主党派呢？我们可是参政党，是和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的亲密友党啊，在大灾大难面前应该有我们表达心意、争做贡献的机会啊！论业务，我是大内科主任，内科基础全面，临床扎实；论体力，虽然我不高大，但筋骨好，熬得了夜；况且，我们金山区、金山医院就来了我一个人……”摆事实，讲道理，鲍晓荣想出了所有的招数。
宣布名单的时刻到了，这些专家、教授们像娃娃一般屏息静气地等待着。“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鲍晓荣”听到名字的刹那，鲍晓荣高兴得一下子窜起来，“那一刻的激动真是从未有过的，比我评上正高还高兴！我没有辜负领导的期望，为九三学社、为金山区、为金山医院争光了！”但队里随即爆发了最激烈的争吵，委屈、失望冲撞着未被选上的队员。这是如此特殊的一个场景，战友间争夺的不是名利而是危险！电影中才有的桥段，久违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中。“风暴”很快平息了，为尽量备齐出征队员的装备，大家慷慨地拿出了自己的宝贝——医疗器械、急救药品、隔离衣、手术衣、食品……足足打了四大箱。这真是一群可爱又可敬的白衣战士！
银杏•路
鲍晓荣一组所去的银杏是汶川县属下的一个乡，距离映秀镇20多公里。满眼望去，房屋坍塌，瓦砾遍地。每天余震不断，更令人担心的是地震和暴雨导致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及由此可能阻断岷江而引发的堰塞湖。为此，赶来抗震救援的部队官兵常常不得不彻夜守卫，应付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
在这里，鲍晓荣和组员们要负责700多名灾民和官兵的医疗工作，除最大的安置点外，还有一些散居在周围村寨的灾民和伤员需要巡诊。但灾后的山区道路崎岖，危险丛生。有时夜里出诊即便打着手电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到银杏的第三天，鲍晓荣便经历了有生以来最艰险的一次出诊，目的地是4公里外的银杏一碗水村。带上内、外科各类药品、压缩饼干、两瓶水以及一顶友情赞助的“中国移动”钢盔，鲍晓荣随同执行任务的成都军区特种部队官兵出发了。说是“路”，其实是靠人用手用脚活生生地走出来爬出来的。连接村寨的老国道震后或垮塌，或因泥石流和山体塌方而被淹没。更可怕的是，老国道的一边是深达6到7米的湍急岷江，另一边是刀削斧劈般的高山，山体滑坡所形成的60度左右的陡坡直入岷江。而人要在这些高高低低的石头上行走，不得不像猴子一样不停地上下跳跃。抵达最危险的500米乱石坡路段时，随行的特种兵在中校“拉开距离，快速通过”的命令下飞快穿越，异常紧张的气氛使鲍晓荣也感到一丝寒意。虽有战士在身边，但鲍晓荣还是一个趔趄跌了下去。石块如匕首般锋利，手掌顿时被划开3公分长、0.5公分深的伤口，血流如注。没有时间停留，没有时间清理伤口，只有继续快速前进！就这样，鞋子裂开了“嘴”，牛仔裤被划开了口子，腿上脚上皮肤多处擦破，鲍晓荣咬牙坚持着到了目的地，用消毒水简单地处理了一下后，便又争分夺秒地诊治起伤者和灾民。“后来才知道那次去一碗水村的路上我们遭遇了6.4级的余震，现在想来，还真有些后怕啊。” 返程的路上，凭借着顽强的毅力，疲惫的鲍晓荣又徒步走回了了驻地，但身体已接近虚脱，吓坏了的队友们赶忙送上最珍贵的礼物——矿泉水，“我就这样直直地灌下去，一口气连灌了四瓶，两个护士队友在旁不停地为我打扇，总算渐渐缓过气来。后来她们还打趣地说‘给大地主刘文彩打扇子’”。
虽然有惊无险，虽然玩笑淡化了紧张，但是那份危险和甘冒危险的勇气和执著，却无法淡化。我们不愿去做更多的猜想，只愿每个奔赴灾区的英雄人人平安。
撤离•思
去银杏，鲍晓荣早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再苦再累也不能退缩！但是命令再次意外降临：后续医疗队即将到达，准备撤离！那一刻，五味杂陈，依依不舍和遗憾之情瞬涌而至：淳朴的灾区百姓、可敬的子弟兵、想做还未做的事……小组成员们商量后，捐出了身上仅有的3000元，希望能帮助当地儿童灾后重返课堂。
随着直升机的腾空而起，鲍晓荣的心一下子空落落起来，“但是，我转念一想，回到上海我一样可以继续为灾区做事。我要把抗震救灾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写下来，通过建言献策，把灾区的真实需要，把对重建的思考，传递出去。”谈起这些，鲍晓荣的声音显得有些沉重，“其实，灾区并不缺少药品，通过各种渠道运送进来的物资、药品（尤其是高级抗生素等）越来越充足，那里真正缺少的是基础卫生建制和设施、人员的配置，在管理上这些乡镇尚未能达到国家全民保健纲要的要求。在上海，我们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且实现了标准化配置，但是这些乡镇医疗点配置不均，医护人员业务能力和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乡里，技术力量更为薄弱，无法承担起灾后的医疗、康复、计生、宣教等基本职能，急需引起重视。要知道，外援毕竟是有限的，帮助当地实现自救、自我发展才是关键啊。在这方面，我觉得九三学社可以发挥自身的人才优势，为灾区医护人员提供培训、进修机会，在3～5年的重建过程中，为当地医疗事业建设做些实事。此外，在银杏乡，我们还开展了灾民健康普查，建立了健康档案，希望借此为银杏乡百姓的医疗保健工作打下基础。这件事情我们还会继续坚持下去、跟踪下去，相信银杏的父老乡亲们一定会从中受益的。”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回到上海已经一周了，但鲍晓荣还常常想起在四川的日日夜夜，想起那里的人和事，“这次刻骨铭心的经历，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深深感到生命的珍贵，也常在想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责任、社会道德？灾区的经历给了我心灵一次真正的洗礼，是我一生的财富。”采访最后，鲍晓荣再三强调：“我不是英雄，没有了不起的事迹，只是尽力了，无愧了。”但是，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穿越苦难的思考，有了这些面对坚难的强者，我们每一个人才在这场灾难中得以成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有屹立的勇气和支撑。我们以他们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