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公逝世我很悲痛。我既是金公的学生，也是金公的下属。1982年，我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金公当时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因“文史不分家”，所以我多次聆听过金公讲课。后来，我忝列《文史知识》编委，金公当时已任《文史知识》编委多年，这又为我增加了向金公请教的机会。2003年，我调入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持工作，金公当时是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正好分管研究室工作，我更利用朝夕相处之便，经常倾诉内心感受，聆听金公教诲。
尤其是2003年，50岁的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已20多年，任历史系教授也近10年，突然奉调“从政”，一切要从头开始，不免有些诚惶诚恐。为了更快“洗尽书生气味酸”和由“应然性”思维转变为“实然性”思维，为了避免“百无一用是书生”和“坐而论道易，起而行道难，书呆子从政，误事又误身”之议，我“近水楼台先得月”，自然首当其冲地时刻请教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已50多年、任中文系教授已20年、成功“从政”已10年的金公。金公对我真是百般关照，厚爱有加，推心置腹，耐心教诲，使我顺利度过了“书生从政”的艰难起步期。金公和我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此后，向金公请教、听金公教诲便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
《后汉书•广陵思王荆传》载：“精诚所加，金石为开”。纵观金公一生的为人、从政、治学、做事，确实堪称始终真心诚意，无数次巧妙化解了坚如金石的难题，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一、金公为人宽宏大量，光明磊落
金公本人德才兼备，也教育学生德智双修，但言谈举止中似乎更偏重于“德”。金公说这与母亲对他为人处事的长期教育密切相关：“她第一次给我讲书时，着重讲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我上小学、中学以后，她又多次给我说过‘惟贤惟德，可以服人’二句真是至理名言。她说，人只要有才便必然遭到嫉妒，有才无德更不能为人所容了。只有德是始终受人敬爱的，所以她终生认为人可以无才，但必须有德，德是为人之本。”
2003年后，我一直在金公分管的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持工作，时时处处都能体会到金公为人的宽宏大量和光明磊落。金公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与我们这些下属始终平等相处，从不主观臆断，也不摆官架子，可以说极富文化涵养，没有一点官本位思想。金公总是说自己仍然是普通人，从来没有当领导的感觉。金公始终以宽广的胸怀和豁达的气度对待他人对自己的不恭和无礼。他经常给我们讲王瑶先生《中国新文学史稿》所受不公正评价和被大篇幅抄袭而正确对待的事例，以及康熙年间安徽桐城两家各退让三尺而形成六尺巷的故事、苏州郎中因十块大洋受人误解而忍让的故事、日本白隐禅师受邻居诬陷而不置可否的故事。指出这些事例和故事都表明：当事人宽宏大量和忍辱负重的效果很好！金公还以《太极图》为例说：强弱盛衰都会发生变化，所以强者要严于律己，谦虚谨慎，韬光养晦；弱者要奋发进取，自强不息。而五行之间的生克作用表明：世上任何事物都是被其他事物所生，也被其他事物所克；同时，任何事物本身也都生着或克着另外一种事物。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生或者克，做过了头又都会引发反生或反克。
金公在公开场合讲话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都是真话实话心里话，很少空话套话表面话，而且都是自己一字一句精心准备的，体现出金公为人的光明磊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个人特色。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作为金公分管的职能部门，他从来不用我们研究室为他准备发言稿，却经常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时时刻刻对我们精心指导。金公一方面体谅我们工作辛苦，认为研究室有时只为完成写作任务而写作，可真是一件苦事。因为既无准备，也无兴会，一切都只能靠干绷绷、硬生生地挤出来。另一方面指导和鼓励我们多写文章，多出研究成果，认为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和写作，所以我们必须在认真学习、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多写文章，多出研究成果。金公告诉我们，用于思维的内部语言、用于说话的口头语言和用于写作的书面语言，在运用上各有特点，不能简单照搬。有些意思在口头上说说并不费力，可一旦落笔成文，往往感到这也不妥当，那也没分寸。不知要费多少提炼、打磨工夫，才能把一篇文章写成写好。
二、金公从政立场坚定，锐意进取
1994年8月，金公调任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此后，金公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则变为兼职。同年9月，金公在《学术文化随笔》的“跋”中写道：“我今年正好调了工作；行当改换之后，对学术文化却仍有兴趣，为此编个文集来回顾一下过去，就变得很有诱惑作用了。” 金公走上专职从政之路，应是金公人生中的重要转变。
从历史上看，学者大多崇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理念，但真正从政时局限性不少，而如意者不多。有人认为，从政是门大学问，一般学者很难从得好政、做得好官。也有人认为，从政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基本套路和潜规则，只有能很好熟悉和掌握者，从政时才能游刃有余。所以，许多学者或视从政为畏途，或从政后无法适应工作。而金公专职从政10多年，口碑极好，凸显与众不同。
金公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重要关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自觉与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金公以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特的审视角度积极参政议政。他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充满着深沉的智慧,是一种“智能型文化”。把传统文化中的智慧精华发掘出来,通过诠释,古为今用,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国民的素质,促进和谐社会的早日实现;而且能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并在构建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他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种强大的精神纽带作用，它深深植根于全世界华夏后裔的心灵之中,是一条虽看不见、摸不着,却可把全世界华人华裔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这条精神纽带曾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团结凝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经磨历劫,却是百世长存。今天,这条精神纽带同样可为实现一国两制、祖国统一,继续发挥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
2005年，金公针对加强中小学德育和提高公民素质的问题建议，只要实实在在做到两条就可以了：一是爱国守法，这是对公民的起码要求，但作用很大。二是要善于与人和谐相处，决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只知有己，不顾他人，不占便宜不罢休。要牢牢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于成材成功来说，得道多助绝对比众叛亲离要强百倍。我们现在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鼓舞人心的大好事。而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落实，必须从每个人自身做起。
金公认为,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副主席的身份,为他将一些参政议政的想法加以检验助了一臂之力。当年在全国政协会上，金公有关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纽带开展海外侨胞工作的发言，不仅受到中共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而且引起与会委员的强烈反响与共鸣。
2004年初，九三学社中央和中华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茗谈中华传统文化”座谈会开始筹办。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办公会议决定由金公牵头负责，金公又让我具体负责。金公对我说：“九三学社中央从未主办过像这样高层次的海内外华人学者共同研讨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术会议，你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又在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持工作，具体筹办工作非你莫属。当然，筹办工作中的难题肯定很多，我们俩要迎难而上，及时化解。具体筹办工作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去干，我保证全力支持，当好你的‘后勤部长’。”在长达10个月的筹办过程中，难题真可谓不断涌现，但都被金公带着我及时而巧妙地一一化解了。我从中也向金公学到了不少终身受用的待人接物之道和化解难题之法。2004年10月，“茗谈中华传统文化”座谈会在北京香山饭店正式举办，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的高层次华人学者共50多人出席了座谈会。当我看到与会者高度认同金公为座谈会题写的“百脉通流炎黄血,未曾相识已相亲”，看到与会者边品祖国名茶,边观香山红叶,边围绕中华传统文化畅所欲言，看到与会者在和乐融融、四海一家的轻松氛围中谈笑风生时,我知道金公和我耗费大量精力的筹办工作成功了，这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
三、金公治学博闻强识，严谨求实
金公在长期从教的过程中言传身教，倾心育人，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看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写”，金公每每以此语教导和鼓励学生。金公从不相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句话。他说：“大家都知道灭火器能灭火，这是很重要的消防知识。但在遇到火灾时，墙边明明放着灭火器，你却只是逃跑，不去用它，或者拿到手里却不会用，这知识有什么力量？”“有的硕士生、博士生‘饱读诗书’，到毕业时却写不出论文。书读多了就能写出论文来？根本不是那回事。”他认为知识能用才是力量。
金公治学的成功与金公读书所用的“蜘蛛结网法”有关：“蜘蛛之所以能随时捕获小虫，就因为它那个网是联系、结构得很好的，假如蜘蛛东吐一丝，西挂一缕，那么它到处爬动也不会有什么收获。所以在学习上要做一个有心人，要善于触类旁通，以至融会贯通。”
金公就读书方法还有一段精彩论述：要力避“冷藏库读书法”、“化妆品读书法”、“零效益读书法”，应力倡“热处理读书法”、“发酵式读书法”、“辐射式读书法”。只有这样，才能从所读内容中不时有所领悟，且激发出更丰富的想象力。
金公不仅博闻强识，而且常能一心二用。大约是2005年春天，九三学社中央的网站上刊登了一幅学习座谈会的照片。照片中金公面前的桌子上有个大信封，金公正在专心阅读信件，而照片中的我和其他人正在认真记录。有人看到照片后私下问我：“当时应该是某位与会者正在发言，为什么你们都在认真记录，而金公却在专心阅读信件？”我回答说，金公具有一心二用的特异功能，照片中的金公看起来只在专心阅读信件，但实际上也在专心听取发言。我还说，金公具有一心二用的特异功能，不仅金公自己多次表明过，而且我也曾经证实过：2003年底，金公与我们几位下属研究工作。当我汇报情况时，我看到金公正在专心阅读文件，那时金公已告诉我他能一心二用。因为金公与我们在一起时，气氛总是非常轻松愉快，所以我突然停止汇报并请问金公：“您刚才听到我都说了什么吗？”结果金公回答得准确无误。金公的一心二用，既表明了他才智超群的天分，又表明了他争分夺秒的精神。
金公治学严谨求实，所以多次呼吁学术界提倡扎实的学术风气，学者做学问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品意识。他认为，当代学者的学术风气不仅需要学者自身的努力，同时，学术体制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术体制要鼓励学者做扎实的、有价值的学问。
金公将学术造诣大致分为明、新、深、通、化五种境界。认为“化境”是最高一层，能臻于“化境”者极少。金公自以为一直在走向“通境”。1994年，金公说自己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了39年，先后被动地换了3个专业，6个学术方向，所以在态度上总结出4句话：“与其闹情绪，不如好好干；干出成果来，自然有兴趣。”而在方法上，则把变换前后的学问通联起来。因此“得益良多，使我在各个时期的教学与科研中，都或多或少有一点成果”。正是这“一点成果”使金公在教学与科研中脱颖而出：1983年被授予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1984年被特批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5年获北京大学教学优秀一等奖，1992年获北京大学科研著作一等奖，1993年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
四、金公做事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金公经常对人说：“先师王瑶先生教了我‘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这个道理，意思是文章的价值不取决于自我感觉，总要别人看得明白，有所益才好。后来我对此又增加了一句，即‘课是讲给别人听的’。” 讲课“必须要听的人觉得清楚、精彩，才会有真正的效果”。金公说自己讲课时,心里总是想着‘课是讲给别人听的’这句话，丝毫不敢懈怠。
金公讲课一定要让最后一排听众看得清板书，听得清声音，否则他会将板书的字写得更大，将讲课的声音提得更高。有次我在北京大学主持金公的讲座，全场100多人，恰逢麦克风坏了，一时又修不好。结果金公为了让最后一排听众听得清声音，将讲课的声音提到最高。看到金公累得满头大汗，声音逐渐沙哑，我内心十分着急，便劝金公提前10分钟下课，但金公还是一丝不苟地坚持到最后。讲座准时结束了，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说明金公讲课的效果确实很好，未因麦克风坏了而受影响，但金公的嗓子后来却沙哑和疼痛了好几天。
金公讲课注重因材施教，因时因地制宜。金公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四大讲座，也被称为 “四大思想支柱”：一是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二是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三是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四是关于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金公根据不同听课对象和不同时间地点，每次都或多或少、或详或略、或深或浅、或分或合地精心编排四大讲座的内容。所以赞颂金公讲课者往往各有侧重，各有所得。有人说金公讲课“深入浅出，难易恰当”，有人说金公讲课“由浅入深，由深入圣”，有学生回忆：“先生在课堂上的妙语连珠，紧紧地把先生的德高望重和平易近人与全班同学融合在一起，让全班同学沐浴着北大的雨露滋润和光泽照耀。” 金公讲课也深受海外青年学子的欢迎与崇敬，极大激发了海外华夏后裔的爱国热情。
金公做事精益求精，他为了把课讲得更精彩，后来对修改讲稿很有兴趣。他说自己一天到晚不停地修改讲稿，因为要不断在中华文化学院台湾班、香港班和澳门班及多所国内大学讲授“社会主义学”、“中华文化学”等课和“四大讲座”。金公说自己的讲稿可以说完全放开了，完全风格化、口语化了，说到哪里就是哪里，非常生动活泼，一个套话、套字都没有。我多次见过金公的讲稿，都是用正楷字一笔一画写的，清清楚楚，工整有力。遇有修改处则另附纸条，小心翼翼地用胶水粘在讲稿边上。
2004年底，我陪同金公出席某文化论坛。当时金公致词只有5分钟，但他依然讲得精彩异常，可谓语惊四座。会下金公坦率地告诉我，为了这5分钟的致词，他自己在家对着镜子练习了十几遍表情，拿着录音机录了十几遍声音，直到表情和声音完全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为止。金公的博闻强识和口才出众是人人皆知的，还如此孜孜以求，一丝不苟，确实令人钦佩！
金公做事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也体现在“动作清楚”上。他受某人打篮球动作清楚而“很好看”的启示，说“动作清楚是因为动作富有准确性，没有多余的拖泥带水的部分，恰到好处。这种准确性正是人的创造能力的完美表现。”金公由此悟道：演戏、书法、讲课、写稿、说话、做事，都有个“动作清楚”的问题。他举例说：说话“动作不清楚”，那就叫啰嗦；做事“动作不清楚”，就是北京人所说的“肉”。就这样，一个“动作清楚”竟能沟通许多学问与事情。
正因金公做事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所以工作时间排得很满，根本无暇锻炼身体。由于我多年来坚持定期定量走路、打球和游泳，尝到了锻炼身体的甜头，所以在与金公无拘无束地促膝聊天时，多次奉劝金公百忙中抽空，每天走路半小时，我还归纳了好处若干点。金公非常赞同我的理念，也非常明白锻炼身体的益处，还由衷夸奖我锻炼身体能持之以恒，但就是自己抽不出时间。我记得最后奉劝金公抽空锻炼身体，大约是在2007年底，当时金公已从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的任上退下两年。金公在耐心听完我一番奉劝后，先是不无压力和使命感地列举了已排满两年的非完成不可的“硬任务”，然后不无轻松和憧憬地说：“两年后我将不再把工作时间排得如此满，那时就会有空锻炼身体了！”谁知此话至今刚过一年，金公便已驾鹤西去！
最近我收集了很多赞颂金公崇高道德风范和完美人格魅力的言辞，可谓各得其妙。谨引最能代表我心声的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七七级同学敬献给金公的挽联作为本文结尾：“说明白话，写明白文，做明白人，谆谆教诲犹在耳畔；行真诚事，得真诚乐，享真诚福，悠悠哲思常留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