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2月20日，国家实施新的保增长调控已有100多天。这100多天，中国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月份贷款数量开始猛增，钢铁价格开始上涨，工业企业开工率上升，股市开始反弹。不过，也存在一些不好的消息——今年头两月用电数字仍在负增长，全国港口吞吐量下滑，失业率仍居高不下。

在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这些相互“矛盾”的数字，各方解读大相径庭，有人说经济已经开始好转，有人说仅仅是“小阳春”。目前国家统计局正在加紧统计，预备以短期月度数字来捕捉经济新的信号。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贺铿，对统计数字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同时，作为财经专家，他也经常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他认为，“自去年11月来中国经济的走势已经到达底部，继续下行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宏观形势看好，但他依旧对实际经济中的问题表示了担忧；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缓慢，信贷猛增带来的坏账可能，GDP崇拜挤压民生投入。贺铿强调，保就业是各级政府今年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多数人找不到工作才可怕。”

经济已到底部 结构问题仍存

贺铿的判断是，自去年11月以来中国经济的走势已经到达底部，继续下行的可能性不大。

贺铿说，中国经济形势与世界金融危机有关系，但并不是非常明显。目前，中国经济要说有问题，主要是结构存在问题，比如投资率很高，消费率很低，某些行业畸形发展——钢铁行业年产能达4亿吨以上，汽车年生产能力达到1300多万辆，房地产企业4万多家，这些行业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这些结构性问题的调整期不可能很短，要想经济很快进入一个正常发展期不大可能。

贺铿认为，我国今年一季度的经济情况应该不会比去年四季度差。今年全年形势我没有那么乐观，但是也坏不到哪里去。目前良好的经济形势，主要与中央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关，但也不能盲目乐观，要认清中国的经济现状，慢慢地继续调整，不能操之过急。 总体上看，我们应该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形势有信心。

贺铿说，从以往的经验看，我国的宏观预判往往有点滞后，出了问题后又有点着急。今后我们要做到，第一不要着急，人从主观上都是想一下子改变形势，但经济运行有自己的规律，要慢慢来。第二，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要重视经济学界的理论观点，不要盲目。在政策指导思想上要注意民生，保证就业。

贺铿表示，今年GDP增长率是否能达到8%，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重。从今年的宏观政策来看，如果各方面都能够落实，GDP增长率达到8%还是有可能的。我个人认为，今年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就业。保GDP增长还是保就业，这是非常不同的。这几年，我们把GDP这一问题放在了过分重要的位置上，这没有必要。各级领导在经济工作过程中还是要以民生为本。如果就业率较高，居民收入增加，需求就会增加，GDP增长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反之，工作都找不到，经济形势很难好转。因此要关注民生、关注就业，让二者相互作用。

贺铿认为，目前找工作的人很多，但是企业又说招不到人。这还是个结构性问题，就是说总量需要找工作的人多，但是有技能的人少，但是企业需要有技能的。目前我国技术人才较少，需要今后多方面加强培训，这个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多数人找不到工作。

通缩可能仍然存在

贺铿说，今年1月份，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1.62万亿元。我非常担心1月份信贷增速很快，流动性失控的问题。目前中国只是经济下滑，而非金融危机。现在滥放贷款，未来可能会出现坏账，一旦演变成金融危机，就很难收拾了。

贺铿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地方政府向金融系统的贷款由地方政府担保，由于地方换人很快，今后由谁负责是个问题；第二，贷出去这么多款，是否真正拉动内需也不清楚。如果这些钱进入股市，那就很糟糕了。现在，国务院对于可能的坏账大量出现问题已经开始重视了。

谈到安徽、江西等中部省份1月份工业实际增幅还在16%以上，而沿海地区压力很大的原因时，贺铿认为，第一，是因为二者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沿海城市多属于外向型经济，而中部地区则是投资集中型，有了投资项目，GDP自然也上去了。第二，就要看各个地方的具体政策了。同时，每次经济普查后，各地数字也会有大变化，比如2004年普查，广东GDP比以前多出很多，而有些地方就少了很多。所以(这个现象)还需具体分析，一时说不清。

贺铿认为，目前农产品、食品价格的上涨，对农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并不会引起严重通胀。相反，现在需要担心的是通货紧缩。农产品价格正在非正常地下降，中国现在还没有太多引发通胀的条件。通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上一个经济周期就有先例，1998年至2002年期间，我国基本上是通货紧缩，2003年以后物价才开始上涨。

贺铿指出，现在中国房地产业的商品房供大于求严重，而老百姓又买不起房。这说明这个行业的泡沫是最危险的。以前包括美国、巴西、香港、日本、泰国等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都与地产泡沫有关。 首先，我们要对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有个正确的认识。它主要是大城市的问题，比如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泡沫都很严重，而在中小城市普遍就没有多少泡沫。因此，应该把大城市的房地产商引向中小城市，从而促进中国的城市化。房地产行业解决的是民生问题。在大城市搞两3万元1平方米的商品房是不可以的，绝不可以让一些投机者借此投机。要解决房地产的过剩，也并非解决税制体制的问题就能解决得好的。关键是地方政府有多少钱就要做多少事，钱多给老百姓多办事，钱少为老百姓少办事，但是不能让老百姓替你出钱办事。

直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

贺铿表示不赞成通过发放消费券、给低收入者直接补贴的办法刺激消费。贺铿认为，如果有钱的话，政府可以扶持最薄弱的地方，比如农业的发展、居民的社会保障，还有医疗保障问题，总之，应该尽量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让大家真正有消费能力，这个最重要。发消费券、给低收入者直接补贴只是治标，而治本，最重要的还是靠扶持就业。地方政府可以多扶持一些老百姓都需要的企业。比如，在一些农村连个像样的理发店都没有，农民有了钱是不是生活就不需要丰富呢？应该在这些方面多想些方法，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贺铿指出，发展服务业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干什么事不要只想“高”，要多为消费水平较低的人群考虑，要从他们的角度认识问题，这是各级领导干部指导思想需要转变的问题。第二，发展服务业，不能一来就想挣大钱，要扶持那些赚小钱的人，要想想增加了几个就业机会。只要真正是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百姓利益着想，像校车等等服务业都是绝对可以做到的。如果你想的只是如何升官，GDP又提高多少，那肯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贺铿最后表示，要把就业问题放在首位，这才是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