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7点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挂号大厅已是人头攒动。为了能在这座三甲医院挂上1个专家号，来自甘肃的刘付贵已经等了1个星期。“这也是没办法。”他说：“老家的医院水平有限，到北京来是迫不得已。”刘付贵的遭遇并不是个例。据统计，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人均占有量排在世界100位之后。而且，医疗资源的80%集中在城市，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大多数农村医疗点还停留在血压计、听诊器、温度计的“老三件”水平上。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农村和社区医疗资源缺乏。大医院的医疗优势造成病人过于集中，加重了看病难、看病贵。

“政府为每个农民花1元，就可以让他们在村卫生室享受到大医院专家的服务。”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社员、北京市眼科研究所所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徐亮说。目前，他正在京郊农村试点，尝试如何让广大百姓享受到大医院的资源。

在徐亮心目中理想的医疗服务组织构架是，村卫生站为初级保健的基地，负有建立村民健康档案的责任，可共享医学数据库的资料，可对慢病患者进行远程专家咨询，以提高慢病防治水平；乡镇卫生院为初级医疗服务点，可利用其数字化设备的影像资料进行远程专家会诊，可网络预约上级医院或专科医院的专家门诊；区县医院为二级医院服务点，承担常见病的医疗服务。城市大医院及专科医院承担疑难病的医疗服务。

徐亮说，通过体系的建设和技术手段的帮助，不仅可明显提高防治水平，而且能免除患者到外地就诊的经济及时间的花费。“以往我们1次会诊最少也要500元，现在农民通过远程网络，最少的只需要花5元。”此外，还可以利用远程教育进行农村卫生人员培训，并针对常见病高危人群开展健康教育。“看起来，我做的信息化工作好像是1个技术问题。实际上，这是服务理念转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