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派留学工作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是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申丹建议，进一步完善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

申丹说，改革开放30年来，在已经回国的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当中，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活跃在我国教育、科研等各领域的“带头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今后5至10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急需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因此，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每年拿出大笔资金，由教育部委派国家留学基金委于2006年底启动了“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计划从2007—2011年，每年选派5000名研究生出国留学。该项目一期5年，总投入约100亿元人民币。重点选派的领域为能源、资源、环境、农业、制造、信息等关键领域及生命、空间、海洋、纳米及新材料等战略领域和人文及应用社会科学。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往返国际旅费和在外期间的生活费。无论从项目规模还是留学层次上来讲，这都是建国以来公派留学工作中前所未有的，体现了国家中长期发展对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

申丹说，根据上述计划，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国内一些985、211重点高校签约，每年选派一定人数的优秀在读研究生，以国外一流大学、科研机构和一流导师为目标，进行联合培养或攻读博士学位。从高等学校方面来看，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国家培养拔尖人才。因此，项目的实施无疑与高等学校建设一流大学的目标完全一致。可以说这是一个进一步推动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契机，受到高校的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目标就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充分利用该项目所提供的资源，进一步优化高校学科创新型领军人才的培养模式，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推动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例，2007年，北京大学共选派282人，其中，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275人，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7人，清华大学选派167人，其中，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152人，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15人。2008年，由于留学基金委在选派中强调了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比例，北大最终的派出人数为216人，其中联合培养博士生178人，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38人，清华大学的最终派出人数为195人，其中，联合培养176人，攻读学位19人。

申丹说，根据最终录取结果统计，以北大为例，入选研究生的留学目的国家，集中在美、日、德、英、法等高等教育发展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国家；留学接收院校主要是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其中包括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耶鲁、牛津、剑桥、爱丁堡和早稻田等世界著名大学；联合培养的国外导师基本上都是世界一流的专家和学者，不少导师还是所在国家的科学院、社科院院士，其中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里茨教授。此外，入选研究生的留学专业，也基本上涵盖了该项目重点支持的各个关键领域和战略领域。项目实施2年来，各高校通过研究生的派出，一方面，提高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水平，初步建立和加强了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平台，对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以及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通过研究生的派出，密切了国内外导师和课题组之间的合作，填补了学校现有课题组在技术、方法、管理等方面的不足，促进了双方持久稳定学术交流渠道的建立和发展，为学科未来更快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申丹说，今年是项目实施的第三年，目前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联合培养和攻读学位两个派出类别的比例问题。从2008年起，项目的选派要求两个派出类别，即与国外一流高校和研究机构进行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和在这些高校和研究机构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应分别占总名额数的50%。2009年的选派工作更加强调两个派出类别必须是1：1的比例。也就是说，只有送出一个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才能获得一个进行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名额。从2008年的情况来看，全国各高校派出攻读博士学位人数占总人数的32%，其中，清华、北大、复旦、中山、人大等综合性知名院校这一比例均在20%以下，离50％的要求均有着较大的差距。实际上，由于各学校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情况不同，对于派出比例的需求也必然会不同，对各个高校采用同一个比例要求可能会与高校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不完全一致。如果一直按两个派出类别1：1的比例要求，可能会极大地限制联合培养的派出人数，导致项目派出人数的大幅缩减，不利于调动高校、导师和研究生的积极性，最终将不利于项目的后续实施。二是项目对于“对方院校免学费”的要求。在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大学内，仅获得免学费的要求并非易事。因为对方院校真要是认为某位研究生的确非常优秀的话，就会直接给他全奖，将他们作为本校的研究生予以录取，而不会只给他们仅免学费。至于一些理科的基础学科和人文社科类专业，要想获得对方免学费更是困难。不仅选送攻读学位的研究生现已面临这种困境，即使是送出去进行联合培养的研究生也是如此。前两年依靠导师之间的关系，部分的解决了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短期学费问题。但要长期如此，也存在很大困难。因为尽管导师之间存在着合作关系，但是否免学费往往牵涉到学校层面的管理制度，仅凭导师的关系有时也难以解决，或者难以持续解决。三是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许多国家已经不再把中国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看待了。再加上目前西方国家受金融危机困扰，很可能会使得“免学费”条件在今后更加难以实现。

申丹就此提出3点建议。一是根据国内各高等学校的具体情况，分类设计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和进行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比例。对于北大和清华这样的学校来说，该项目最好是以进行联合培养研究生为主。实际上，派出攻读博士学位和联合培养这两种培养模式并没有孰轻孰重之分，关键是是否能够与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一致，是否能够推动大学的学科建设，打造国际人才培养和交流的平台，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而各个高校由于自身的学科布局、基础和发展目标均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应根据不同高校的类型和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的派出比例。二是对派出研究生采取全额资助，或加大全额资助的比例，特别是对于到一流高校的研究生，要采用全额资助的方式。因为在现有的情况下，要想继续获取一些世界高水平大学提供学费的承诺已越来越困难。例如哈佛去年尚能给北大派去的联合培养博士生免收学费，今年已明言没有这个可能。如果项目的资金有限，建议：是否可以考虑在各个高校的总金额额度内，适当减少派出人数，从而把这些经费用于学费的补贴，这将有利于选派最优秀的学生到国外顶级大学去学习，其结果必将会大大增加该项目的最终效益。三是对国内这批九八五高校，根据各自不同的类别和需要，国家通过教育部直接投入相应的专项资金，在已有的总名额额度的基础上，给各个高校设定相应的额度，同时予以相应的监督。在此基础上，由各个高校根据自身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实际情况确定选派方案，以充分地利用好国家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让项目实施方案与高校的实际情况相匹配，从而使这个项目更好地达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推动合作与交流的目的，为进一步加强中国高校的国际化进程发挥更大的效益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