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这是对社会秩序的又一重大打击。”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说，“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事件频频发生，这些有悖社会公序良俗事件的发生刺激着民众的神经，透支社会的善意。”他建议，全力支持见义勇为行为，助力“好人法”落地实施。

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于当年10月实施。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填补了见义勇为免责的法律空缺，被称为“好人法”。

“‘好人法’实施，极大地保护善意救助者，鼓励人们对处于危难和困境中的他人予以救助，端正社会风气。”葛均波委员说，然而对见义勇为者的法律内容仍然不够全面，导致当代“英雄流血又流泪”事件仍然屡见不鲜。

葛均波认为，见义勇为免责条款仍需完善。“好人法”对于人们见义勇为的勇气是一种鼓励，但它仍隐含一些问题，比如在法律中对见义勇为者保护条例较少，未能引起较大的社会重视；条款经过一再修改后没有对被救助者构陷施救者作出惩罚，也没有对施救者证明清白作过多说明，因此，“好人法”显得理想化，其中隐含问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

“现实生活中，‘见义勇为’、‘故意伤人’、‘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这四种法律关系被混淆。葛均波认为，另一难题是举证难。要确定施救是否有过错，这需要举证后进行专业的评判。但考虑实际情况，救援多为突发，施救者想要维权面临着举证难的局面。这给施救者带来压力，无形阻止施救者试图救助的步伐。

葛均波提议，为了提高救助免责影响力，可从以下几部分细化见义勇为法律条款及相关配套措施。要增加救助免责内容占比，完善184条法规，必要时单独设立“好人法”，专法专用；鼓励各地出台相应见义勇为免责法律，并大力宣传，提升法规影响力和民众知晓率。“要明确见义勇为行为的范围，对见义勇为的不同情况作出有区别性说明，如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时与救助个人时，合理区分免责程度和奖励层次。”

葛均波说，针对见义勇为责任评定，提议好人无需自证清白，除非受助人拿出切实证据证明救助者亦为侵权者。

另外，他还建议，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名誉与物质奖励，提升民众见义勇为的荣誉感；在法制类媒体专设见义勇为通报专栏，作为官方通报平台定期对有影响力的见义勇为行为对外公示，避免以讹传讹造成的社会不良影响，创建良好的“见义勇为”社会舆论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