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58岁的霍奇金淋巴瘤女性患者，在使用博来霉素之前，需要使用抗组胺药物预防过敏。医生为她开具的抗组胺药物，是肌肉注射异丙嗪注射液。但在使用过程中，护士擅自将需要肌肉注射的异丙嗪注射液改成了入壶滴注。结果仅在2分钟后，患者就出现了一过性晕厥伴小便失禁。好在医生和药师及时调整了患者用药方案，并给予补液加速患者体内药物代谢，患者的不适症状消失。

这是2月16日，在“发挥药师作用，确保用药安全与促进健康中国建设”研讨会上，北京宣武医院药剂科原主任王育琴教授分享的一个案例故事。

这是一场关于推进药师立法进程的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中国药师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每年一届，至今已是第四届。

“药师是建设健康中国不可替代的专业力量，是百姓用药安全的‘守门人’。”正如中国健康促进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徐卸古所言，每届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关于药师立法的呼声都很高。但总体而言，药师法立法工作一直进展缓慢。

百姓用药安全的“守门人”

据中国药师协会的统计数据，目前我国已经注册的职业药师有103万人。特别是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百姓对于安全用药的健康服务需求也日益增加，我国药师队伍也随之壮大。

药师队伍能够为社会和百姓提供哪些服务呢？王育琴教授还讲述了另一个案例。

一位有胰岛素过敏史的患者在注射鱼精蛋白胰岛素后，发生过敏性休克并死亡。

“实际上，在患者病历上就有关于胰岛素过敏史的记录。但医师在给药的时候忽略了这一点，结果用药错误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王育琴表示，用药方法错误、剂量错误、联合用药错误等造成的药物伤害，是全球患者面临的共同挑战，要降低这一挑战，需要加强药师这一队伍的建设，需要强化药师的健康“护佑者”作用，这样才能推动药师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药学专业服务。

“实际上，百姓的用药安全除药品本身的质量安全外，还包括药品使用要正确、合理。”王育琴认为，通过了解患者用药情况、提供专业咨询或进行药物重整，药师有助于保障药品供应、监护患者安全用药，能够极大提高患者用药合理性，保障其生命安全。

这也是多数与会专家的共识。因为这样的共识，从几年前开始，专家们就在呼吁推进药师立法工作，以规范药师的行为并充分发挥药师的作用。

我国药师的“双轨制”管理待破题

虽然已经形成专家共识，但尴尬的是，虽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目前我国的药师还是“双轨制”管理，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所谓的‘双轨制’管理，是指目前我国的药师队伍分属两个管理体系。其中，由国家卫健委管理的医疗机构体系内的药师，实行专业技术职称任职资格制度；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管理的执业药师体系，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这两个体系，在管理主体、资格准入、职责权限、人力资源管理、继续教育等方面，都存在区别。因此，为早日在法律的框架内，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药学专业服务，亟须出台一部《药师法》来规范药师的管理。”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史录文教授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辉瑞制药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冯丹龙也表示，近10年间，我国医护人员数量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相比之下，药师数量的增长比例则小得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众对药师价值的认可度还不高。

天坛医院主任药师、北京市医管局总药师赵志刚则认为，医护人员和药师增长数量的不匹配，实际上意味着药师队伍在卫生体系中的力量弱化。其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药师的责权利在法律中没有明确。因为没有明确，在多数医院，药师是否提供专业服务，以及提供专业服务的多少和好坏往往没有太大差别，因而投身医改的积极性受到打击。

要提升药师积极性，首先需要提升药师的地位。对此，冯丹龙认为，可通过设立药事服务费来体现药师的价值。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设立了药事服务费，其中包括处方调剂费、处方审核服务费、药品治疗意见费、患者教育服务费等。这种药事服务费的设立，既是体现药师价值的有效途径，也是补偿药事成本的必要手段。”冯丹龙说。

“药品，是特殊商品。药品保障体系，是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是美丽中国的重要支撑，是公共健康安全的重要基础。推进药师立法，还需要多部门、多系统、多行业联动。”来自首都医科大学的高星教授最后强调。

（本文转载自《人民政协报》2019年2月20日，记者 刘喜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