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大数据、云计算在执行工作中的运用，我坚信，司法系统通过大数据执行案件的水平将再上新台阶。”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北京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法律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阎建国在审议“两高”报告时感叹道。去年两会，阎建国就提出了《关于运用大数据推动解决执行难的建议》并被全国人大列为重点督办建议。一年来，他亲身经历了建议办理全过程，并看到了实实在在的进展和成效，这让他更坚定了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决心。

作为一名执业律师，每年两会期间，阎建国都会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调研情况，详读“两高”报告，并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阎建国说，自己曾经经历过法院执行难的案件，通过调研，他发现，除了当事人确实丧失履行能力，不具备执行条件，查人找物难是客观上阻碍执行效率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当事人的财产形式多种多样，依靠法院执行部门实地查找，效率低、难度大。”阎建国在工作实践中发现，涉及当事人人员信息、财产登记管理部门的相关机构建立执行联动机制，对于查询当事人财产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也充分证明了解决执行难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问题，需要一个完善的机制。”阎建国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事人诚信的丧失和对司法权威的漠视，他认为只有建立信息共享的诚信监管机制，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才能对失信人形成一种威慑、警示和制裁，同时对守信人形成支持和保护。

于是，在去年的两会上，他提出《关于运用大数据推动解决执行难的建议》。他建议相关部门建立落实失信惩戒等执行威慑机制，建立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共享机制，依托法院失信被执行人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通过与相关联动部门信息系统的链接，实现执行联通成员单位间信息互通共享。

去年，全国人大将20项、192件代表建议列为重点督办建议，阎建国提出的建议被列入其中，这也说明全国人大对代表的建议和意见高度重视。在建议办理过程中，阎建国积极履职，参与多场调研、走访、座谈等活动。在贵州，他参加人大代表视察贵州法院活动，深入了解地方法院执行工作情况和相关制度落实情况；在最高人民法院，他参加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关于深入推进律师参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座谈会，研究探讨如何发挥律师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中的作用；参加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座谈会、全国法院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全面了解最高人民法院为破解执行难做的努力与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通过办理中的深入沟通交流，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阎建国切身感受到办理工作的进展与成效。截至去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民政部等16家单位和39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可以查询被执行人全国范围内的不动产、存款等16类25项信息，基本实现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和相关信息的有效覆盖，基本实现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与国家发改委等60家单位加强合作，落实11类150项惩戒措施，彰显信用联合惩戒机制威力，让失信被执行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在基本解决执行难方面卓有成效。

阎建国说，通过办理工作中的互动，他不仅对法院工作有了更多的了解，也为他更好地履职，提出新的建议，积累了新的素材。“作为一名法律职业工作者，在代表建议的提、办过程中，代表与最高人民法院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这种互动源于建议，又不限于建议，这种办理方式和办理机制，拓宽了代表履职的平台，增强了共同职业价值追求下的凝聚力，充分体现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代表的尊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尊重。”阎建国说，切实解决执行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需要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未来，他会继续跟踪推动相关机制的完善落实，特别是在失信被执行人行为限制种类方式的增加与完善、网络查封扣划的全面实现等方面希望有更多的进展。

今年，阎建国对“两高”报告又提出了建议。在最高法院工作上，他建议倡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立案前的调解机制和诉前保全机制。“法院的精力多用于诉前调解，能对化解社会矛盾、化解法院案多人少等难题有积极作用。”阎建国建议扩大行政诉讼案件集中管辖试点的省份，目前只有山西、河南、甘肃等，他建议再扩大部分省份，且尽快出台异地管辖审理的司法解释。另外，他还建议出台关于正当防卫的司法解释，“现在公众对正当防卫谈论较多，能及时作出司法解释非常重要，路见不平还是需要一声吼，社会需要有公平正义，我相信这对我们国家整体的公信力也会有很大提高。”此外，阎建国还对最高检察院的工作提出建议。他建议加大检务公开力度和大数据信息化建设；建议扩大环境公益类案件的受理范围，让祖国天更蓝、水更清；建议提高检察意见书的刚性，充分发挥检察意见书的重要性和作用，让发出的每一封检察意见书掷地有声；建议高检、公安部、高法共同尽快出台正当防卫的司法解释，法绝不能向不法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