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光琇，1939年4月出生，生殖医学与医学遗传学家。曾任第四、五届九三学社湖南省委主委，第八、九届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湘声报记者 黄达摄

在政协15年的工作时光，对我来说，是脱胎换骨的改变。政协是我的家，在这里我得到了温暖，得到了政治上的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我的父亲卢惠霖曾在长沙市政协工作，后来担任了民盟省委主委和省政协副主席。我与父亲有着相似的从政轨迹，先后担任了九三学社省委主委、省政协副主席，这成为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和经历。

从科研世界走向开阔舞台

在我上中学时，湖南省和长沙市的民主党派办公地点在彭家井，因为我父亲是民盟省委主委，很多民盟的干部经常来跟他商量工作，谈的都是参政议政，当时我还觉得挺有趣的，就在旁边听一听，这是我对民主党派最初的记忆。

1993年，我加入九三学社，一边做科研一边履职。在1997年至2007年，我担任了九三学社省委主委。

当初加入九三学社的时候，父亲曾问我为什么不加入民盟。因为父亲曾是民盟省委的主委，他很希望我加入民盟。但在我看来，无论加入哪个民主党派，都是统战工作的一份子。

1988年，卢光琇（后中）与父亲卢惠霖参加研讨会

那个时候我要做科研，天天呆在实验室里，加入民主党派后经常要开会，刚开始我还有点不理解，后来我才真正体会到，正是经过那个时期的磨砺锻炼，我才明白怎么去办好一家医院，怎么带领我的团队走向正确的道路，怎么去爱党、爱国、爱人民。

同时，我从自己的微观世界走向了一个非常开阔的舞台，让我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国家、了解人民、了解社会。

如果说九三学社让我得到了成长，那么政协就进一步锤炼了我。而且政协就像是我的家，在这里我得到了家庭般的温暖，也得到了政治上的成熟。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在工作上就可能会迷失方向。作为一名科研人员，绝不能只埋头拉车，一定要抬头看路。

除了自身所处的专业领域，教育、扶贫、经济发展等都是我关注和履职的重点。2006年，我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作了《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的主题发言，得到全国政协和相关部委的高度重视。参与的《构建怀化物流经济圈，带动湖南西部和我国大西南地区经济发展》调研课题得到重要批示，并在中共湖南省委制定大湘西战略相关政策时被采纳。

逐梦优生健康“产学研”

我的父亲卢惠霖，是医学遗传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也是我国医学遗传学和人类优生学的奠基者与见证人。从记事起，父亲就告诉我，不育不孕、遗传病等，是一直困扰人类健康的几大难题，也是目前生命科学的攻坚领域。在我的一生中，父亲无疑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个人。

作为我国医学遗传学的奠基者，父亲在旧中国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有了很好的机会和舞台，用30年做了大量工作，为我们绘制好了蓝图。此后，我把他的事业继承下来，再走过40年，走的过程非常艰辛，但收获也很多。

1978年，已是78岁高龄的父亲，在一系列基础研究之后，提出了中国生殖工程的全新梦想。我成为父亲实现梦想的主力助手。在父亲的带领下，1981年，我国国内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在湖南医科大学建立；1983年，我国国内第一个人工授精婴儿在湖南诞生；1988年，我国国内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京诞生……我国辅助生殖事业不断发展。

1983年，卢光琇团队建立了早期改良冷冻精子库

后来，我又经历了科技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为什么我会从科技创新中走出来？在担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时，我在科技界，当时全国科技改革把大量的科研推向产学研、推向市场，只留下少部分科技工作者从事国家急需的基础研究，那时候很多知识分子想不明白。

我了解到，国家投入很多资金开展科研，但是真正奉献给国民经济生产的并不多，我觉得科技改革很对，当时我就下定决心走产学研的路。

在经历改革的过程中，我也明白了应该怎么做科研。一部分基础研究用来解决实践工作中所需要的，不能脱离现实闭门造车，尤其像我们这样做医学临床研究的，临床的基础研究更要解决病人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

进入新世纪后，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我彻底摆脱束缚，走上产学研之路。2002年，中信集团与中南大学牵手，组建了现代化的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2005年又获批组建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中心；2012年，我们诞生了世界首批经大规模平行测序技术出生的试管宝宝；2015年我们诞生了全国首例“无癌宝宝”……

从一名站在手术台上的外科医生，到走进实验室拿起试管，再到进入全新的辅助生殖行业，“优生梦”和“健康中国梦”是我一生追逐的梦想，我们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产学研之路。

1988年，卢光琇与父亲卢惠霖参加在岳阳举行的全国生殖技术及社会伦理法律问题研讨会

父女接力建言母婴保健立法

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副主席时，我参与了很多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就是其中之一。

早在1983年，父亲就提出要制订“优生法”，随后他参与了由卫生部牵头组织的起草工作。1986年，他又被全国优生优育法规起草领导小组聘为起草《优生保护法》专家咨询组成员。

后来，我参与了母婴保健法的讨论。作为卫生部产前诊断专家组成员，我多次为产前诊断的规范管理提出建议。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在上世纪80年代，我认识到辅助生殖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生殖的延伸，随着更为复杂的高新技术对生殖过程的干预，将会带来系列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比如性别选择、代孕等问题，这是违背自然的，必须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后来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时候，提出了辅助生殖技术必须立法的建议。

作为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精子库技术专家组核心成员，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全程参与了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精子库技术管理办法》及其相关标准、规范、伦理学原则的修改和制定。2000年，我在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提出《在我国开展辅助生殖技术并加强对该技术进行宏观管理的建议案》，推动卫生部发布了6条关于辅助生殖技术的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等。

2001年以来，我又多次主持卫生部对生殖中心、精子库机构的审核和校验，是中国辅助生殖技术标准的制定者之一。

我们国家的辅助生殖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我觉得与立法有关，有标准了，大家知道怎么去开展这个工作。最开始，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当时我们一群医学辅助生殖技术的专家都希望国家立法，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商量，我就在政协这平台提出来了。

深山调研3年为补碘鼓与呼

1992年至1994年，在卫生部妇幼司建议下，我带领6个专题调研组，在张家界汪家山村开展了为期3年的调查。

1992年至1994年，卢光琇多次赴张家界山村调研

当时村里还没通车，要走很长时间的山路才能到达汪家山。村子位于高山之上，没有公路、没有电，许多房子破得不得了，墙是用玉米秆和竹子撑起来的，再加点黄泥巴敷上去，常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很多村民家里床都没有，即便是家里有床的也就是用竹篾子捆起来，上面铺稻草。眼前的景象，几次让我伤心落泪。

在走访调查时，我们发现村庄不仅贫穷，而且有一批孩子是痴呆。这些患病孩子不能读书，不能给家里帮忙，导致家庭更加贫穷。为何一个村子会出现这么多痴呆，这确实要引起关注，我下决心查明原因，于是决定在村里住下来。

后来，我还多次带人一起去调研。经过3年调查后，终于找到了原因，是当地人缺碘引起的克丁病。

在18世纪的时候，阿尔卑斯山法国一带曾出现很多克丁病患者，没想到我们这里也会有。调查完后，我们把有关材料分别给了民政部和中国残联，引起各方高度重视，推动了1994年全国补碘行动的展开。

在调研之余，我还积极为改变汪家山村贫穷落后的局面奔走，帮助村里建起了简易公路，搭建了电网。25年以后，我再次到了这个村，村里已经变了大样，家家户户建了崭新的楼房，公路水电一应俱全，让我感到非常欣慰。（文｜湘声报记者  罗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