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世纪瘟疫，将人类命运前所未有地连在一起。　　

微小的新冠病毒肆虐横行，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500万。这场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不仅给人类生命安全带来重大威胁，更让世界面临重重挑战，处在艰难时刻。　

科学文化是抗击疫情的重要“土壤”，是世界各国跨文化交流并取得共识的基础。立足于多年积累的科研基础，我国科技界集中力量争分夺秒攻关。广大科技工作者怀着巨大的激情投入战斗，无私奉献，体现出特有的家国情怀。　　

在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天灾面前，我们如何在抗疫中体会科学的力量？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之下，中国的科学文化建设如何加快补上短板？未来我们怎样把好科学发展的方向盘，携手走出人类历史上这段艰难时刻？《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科院院士韩启德。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科院院士韩启德

更加体会到科学的力量

《瞭望》：中国抗疫的艰辛历程，是14亿人民刻骨铭心的共同记忆。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中，科研人员争分夺秒与病毒赛跑。科学发挥了怎样的力量？

韩启德：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和挑战，无疑给人类出了一道世纪课题。科学技术的进步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力量。比如：曾经作为高端技术的CT影像诊断，成为这次疫情中每个病人与疑似病人的必须检查手段，人工智能参与读片大大提高了效率与准确率。又如，疫情伊始，科学家们迅速分离病毒，完成基因测序，锁定致病原，并第一时间提供核酸检测方法与试剂，检测面大幅提高。再如，先进的信息技术使流行病学调查效率大大提高，迅速锁定新增与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网络健康卡的建立与使用进一步保证了健康人群的安全与流动，大数据技术应用提高了疫情趋势预判的可靠性。还有，病毒分子遗传学研究使追踪新冠病毒来源和随时判断病毒是否有突变成为可能，最新分子生物学技术加快了疫苗研发进度，并有可能发明更加高效的疫苗与有效治疗药物。

本次疫情中也显示出中国科学的飞速进步。在我国发现不明原因严重肺炎病人后，中国科学家仅用一周时间就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毒株，初步确认新冠病毒为疫情病原，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GISAID）发布……与2003年发生非典疫情时相比，这样的水平与效率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我国科学家迅速获得原创性的重大研究成果，例如西湖大学、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清华大学等团队很快揭示人体ACE2的全长蛋白结构以及与新冠病毒S蛋白受体结合结构域的复合物结构；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团队利用单细胞测序技术筛选出新冠有效抗体；多个团队迅速启动疫苗研发，并在短时间内进入临床试验并获得现阶段成功，等等。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国能坚定不移采取自己的抗疫方针，这背后不可或缺的是我们自己强大科研力量提供的决策基础。

患者救治始终是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而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新发传染病，医学界对其致病机理掌握较少。我国采取积极、科学、灵活的救治策略，从管理与救治两方面入手，不仅承受住暴发流行期诊疗量激增的冲击，而且随着对疾病认识的深化和战线的稳定，救治水平不断提高。

这次疫情中科学的巨大力量提示我们：弘扬科学文化首先是要相信科学，敬重科学，热爱科学，让科学享有崇高的地位。

▲ 4月11日，工作人员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疫苗生产基地质量检定部门对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样品进行杂质检测 张玉薇摄

《瞭望》：有科学研究的成果，才能形成疫情防控的核心生产力。疫情发生至今，科学探索在新冠病毒面前也表现出很多不确定性，你如何看待这样的无奈？

韩启德：疫情之下我们还面临很多未知和未能。例如：对重症患者仍然还没有确定有效的治疗手段；还缺乏预判病情转归的实验室指标；还存在核酸检测的准确性与“回阳”意义的判断问题；还不能肯定潜伏期传染性的强弱；对及时发现无症状感染者还缺乏高效率的办法；还不明确新冠病毒感染后所获抗体能持续多长时间；对病毒是否会发生，以及什么时候可能发生引起致病性重大变化的突变还不能预测；对是否能很快研发出有效而安全的疫苗与药物，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新冠病毒的起源、演化和中间宿主的了解还不完全……当我们的研究结果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我们更加明白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科学恰恰是在不断证伪中发展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坚信科学终能不断解开未知的奥秘。比如，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广泛应用，人类一定能建立起从动物到人群的新发传染病的预警系统；一定能研发出更加准确与快速的病原体感染检测方法；一定能采用更加完善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从而更加准确预测传染病发展走向并指导抗疫；也一定能研发出有效疫苗和有效治疗药物。

可以说，科学既给了我们力量与信心，也告诉我们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探索没有止境。

疫情是一场全民科普课

《瞭望》：在惊心动魄的抗疫斗争中，广大科技工作者与病毒较量，与时间赛跑。权威数据显示，截至7月2日，我国已有8个疫苗获批开展临床试验，占全世界开展临床试验疫苗总数的四成。其中4个新冠病毒疫苗已经完成Ⅱ期临床试验阶段性揭盲。在不断的科研创新突破中，我们该如何更好地理解科学精髓，追求科学真谛？

韩启德：科学家的主流品质之一是必须耐得住寂寞。要执着，要心无旁骛，要有一种科学的激情。否则的话只能说是一个科技职业者。

疫情中，中外优秀科学家表现出求真、唯实、创新、批判、包容的科学精神。不少西方科学家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束缚，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坚持每天如实发布美国疫情数据；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当面向特朗普总统直言陈述新冠病毒的危害；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追溯欧洲新冠肺炎疫情来源并发布独立客观、与政客们相悖的研究结果。

此次抗击疫情，科学发挥出巨大力量，但也暴露出我国科学家群体在科学文化上不足的一面。例如在有些关键时刻未能挺身而出坚持自己的科学主张，维护科学的尊严。又如，科研协作精神不够。临床药物试验没有统筹规划，很多项目同时展开，各行其是，造成临床病例数不足，一些临床研究痛失良机。

再如，我们的创新精神不够。疫情发生后成千上万的研究项目上马，但出现低水平重复研究，具有原创性、颠覆性或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还不多。当然，这与我们的创新能力不足也有关系。科学要靠长期的积累，关键时刻能不能冲得上去，要看已有的研究基础，临阵磨枪是不行的。

最后，国家的科技政策和管理过于强调实用与短期效应，对基础研究重视和投入严重不足，存在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这些不足值得我们反思和总结。

科学文化是由科学共同体围绕科学活动所形成的一套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制度约束、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科学文化的核心是科学精神，而科学精神的精髓在于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理性质疑、实证以及对结论的普遍性、确定性要求。科学家对科学的态度以及在科学研究中的所作所为是形成科学文化的决定因素。在当前信息技术与社交传媒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科学家要担起科学传播的责任，恪守科学规范，谦卑谨慎，不讲超越自己专业知识的话，不放大“一知半解”的理解，传递正能量、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正确引导舆论导向，在防控疫病流行的同时，防止“信息流行病（infodemic）”的发生。所以我们科技工作者一定要增强责任感，带头弘扬科学精神，做科学文化建设的实践者、促进者、引领者。

《瞭望》：此次疫情肆虐，公共卫生前所未有地被拉到聚光灯下，也检测了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许多老百姓第一次知晓病毒，了解了冠状病毒通过什么途径传染，自觉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严格遵守居家防疫规定。你认为疫情考验了公众怎样的科学文化素养？

韩启德：这次疫情已经成为一场深入全民的科普教育和健康教育。群众感受到滥食野生动物的危害，对建立良好生活习惯，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群众对疫苗的认识迅速提高，当疫苗研制进入Ⅰ期、Ⅱ期临床试验时有不少人踊跃参加志愿者队伍。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更加体会到加强公众科学普及工作，在全社会弘扬科学文化的迫切性。

当网络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时，我们看到，个人情绪的宣泄常常压过了对基本事实的尊重和理性思考；一些违反科学常理的谣言有时得以大肆泛滥。这只能毒化社会空气，消蚀现代社会应有的人心共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更加令人痛心的是出现了有科学家在网上遭受无端“围殴”的舆情。当我们的科学家们在为防控疫情忘我工作、攻坚克难之时，往往还要面对来自网络的流言蜚语或指责。

建设科学文化，需要全社会对科学的理解与尊重，需要对科学家的理解、尊重与宽容。要保证科学技术专业机构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和行使职权，保持它们的独立性与权威性。

人文是科学发展的方向盘和刹车器

《瞭望》：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科学文化建设是一次重要检验，你认为科学是否只有通过技术才能影响文明？未来该如何弘扬科学精神，带动全社会把科学文化建设提高到新水平？

韩启德：现代科学的发展促成了三次重大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社会相继进入“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从这个角度看，科学进步确实需要通过促成技术创新，才可能转化成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推动生产关系的改变，进而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

但这显然不是科学影响文明的唯一途径，因为科学还对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现代科学的产生，推动了人本主义与现代哲学的产生，人类对自身在自然当中的地位有了全新的认识，价值观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科学传入中国，对中国近代文明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体现在生产力的进步上，也使中国人的世界观产生了变化，进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革。

科学文化是科学技术的土壤，是科学技术发展与创新的基础，也是加强社会理性、提高公民素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还是世界各国跨文化交流过程中取得共识的基础。由于历史和其他种种原因，我国科学文化相对落后，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和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这次疫情对我国科学文化建设是一次重要检验，让我们进一步找到问题和短板所在，提高了对科学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将大大促进我国科学文化建设。

《瞭望》：数字科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和激烈争论。人类社会能够控制科学发展方向吗？

韩启德：某一个领域的科学研究一旦发展起来，是很难受到控制的。如果科学不能或者不能够及时解决自身的问题，人文对科学的控制和驾驭就显得更为重要。科学失控会不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倒退，乃至加快人类消亡，值得思考。

人文是科学发展的方向盘和刹车器，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人文，大力弘扬、发展科学文化。

《瞭望》：近几十年来，现代技术的加入为医学插上了翅膀，人类的寿命大大延长，众多曾经肆虐夺命的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不少严重的疾病得以明确诊断和有效治疗。但与此同时，技术至上的观念不断蔓延，也给医学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带来影响。你如何看待这样的改变？

韩启德：《剑桥医学史》一书写道，人们从来没有活得这么久，活得这么健康，医学从来没有这么成就斐然。然而矛盾的是，医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招致人们的怀疑和不满。医学的边界也开始模糊，被赋予过度的使命，常常把危险因素当疾病来治疗。过度相信技术，而常常忘记病人心理上的苦楚以及对医者关爱的期盼。

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个的人，绝不只是教科书上学到的一个个病。医生接触的每一位病人背后，都有他的故事。其实，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是内心最暴露、最真实的时刻，往往也是处于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医生要仔细去倾听病人身体病史以外的内心感受、心理变化，乃至病人各种社会关系的反应，将这些转化成医生对病人的深刻理解和共情。

现代科学技术大大推进了医学诊断、治疗，以及疾病预防，所以人们常常仅把医学看作是科学技术。的确，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我们的现代医学，但如果医学仅仅成为科学技术，我们就远离了医学的宗旨。医学人文不仅在医疗体系内部，也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热点。由于种种原因，当前医患关系紧张，老百姓对医学怀有不满，医务人员也感受到更多的无奈和痛苦。

医生是一个科学技术与人文高度融合的职业，无论自觉与否，他们的行为一定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导向和人文高度。医学人文的核心是生命观。无论是科学精神还是人文精神，最终都涉及价值观问题。对人类而言，最根本的价值观就是生命观。医学人文之所以能起到两种精神的沟通作用，就因为它与生命观最为接近。

《瞭望》：人文与科学的融合，是科研生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注意到，2017年，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2018年，中国科协与北京大学联合共建的科学文化研究院揭牌；2019年，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揭牌，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成立。国内顶尖大学相继把科学和人文拉进同一个战车，有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讨论正受到更多社会关注。你觉得科研工作者如何承担这一使命，让科学文化建设“落在实处”？

韩启德：一些从事科学工作的同志，因为任务太重、发展太快，钻到自己的小领域里面，往往来不及抬起头来，看看整个科学世界的发展和未来的进程。我想提醒实验台前的科研工作者，要“抬起头来”，看看科学世界，看看未来。留出一点时间思考时代之问、科学之问。要了解科学怎么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要对“科学将要到哪里去”获得一些有益猜想。未来，在前进的道路上，学习科学的人，一定要掌握人文知识，丰富对哲学的思考、对历史的了解。

当前推动中国科学发展，尤其重要的是推动科学文化建设。我们国家培育现代科学的土壤还不肥沃，如果不推进科学文化建设，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就很难出现更多科技原始创新和突破性的成果。目前已经有很多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解决的抓手在哪里？很困难，但不是不可为。我们现在正在惊涛骇浪中行驶，最重要的是航海图不能变。只要坚定前行，努力去做，就可以做得比现在更好。（刊于《瞭望》2020年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