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个小故事：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彼时，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国研究员立即对卫星进行了无线电多普勒频率测量，并和天文台的同志一起，计算出了卫星的轨道参数。

该方法后来成为我国发射人造卫星所采用的跟踪测轨的主要技术之一。

他就是九三学社社员，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芳允。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8年获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6年，他和部分院士联名建议发展中国的高技术，促成了中国发展高技术的“863计划”。

2010年6月4日，一颗由中国科学家发现的小行星1998CF1，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陈芳允”星。

今天，是陈芳允诞辰104周年纪念日。

少年郎写《送秋》立志

104年前，1916年4月3日，陈芳允出生于浙江台州的陈家大院。

5岁在家读私塾，12岁进中学。

父亲对他说：“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希望你将来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要在社会上立自己的业绩。”

他的父亲陈立信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杭州军队任上校营长期间，对国家前途失望，便辞官回到黄岩。

这番话对陈芳允以后的人生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初中毕业那年，陈芳允写下一篇名为《送秋》的文章。

他认为送秋不送秋无所谓，对一个人来说是秋还是春、夏、冬，都要努力，不能虚度。

18岁那年，陈芳允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

进入机械系的第一堂国文课，便是由著名文学家朱自清讲授的。

然而一年后，陈芳允发觉自己不适应搞工科，于是转入物理系，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门下。

毕业后，他留校在清华无线电研究所任助教，从此边干边学，逐步成为一个无线电电子学的科学技术工作者。

青年时期的陈芳允

让“东方红”响彻太空

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毛主席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陈芳允的脑海里一直在旋转着中国的人造卫星。

1965年3月，中国科学院决定由陈芳允担任技术负责人，尽快拿出方案，发射我国的第一颗卫星。

他立刻行动起来，开始在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和天文台进行调研，着手各项准备工作。

在我国，发射的近地卫星无线电测量设备以多普勒测速为主，第一、二颗卫星用单频多普勒测速为主，其后改用双频，目的是消除电离层的影响。

陈芳允提出把遥测信号并入双频信标机来传输，试验证明这一方案既不影响测速精度，还可以节省星上和地面设备。

很快组织了以紫金山天文台、数学所和计算机所等单位的一批专家，对多普勒测速仪跟踪定轨进行模拟计算。

1970年4月24日晚，陈芳允听到喜讯：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发射成功了。

东方红一号卫星

当年年底和1971年年初，陈芳允经过详细的调研和计算，提出了用“微波统一测控系统”来作为通信卫星发射和定点保持时的跟踪、测轨、遥测和遥控，大大节省了卫星载荷的体积和重量及地面设备的规模和投资。

陈芳允和参加这一工作的科技人员也因此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在同步卫星发射过程中，需要派出观测船远出至东经160°赤道附近跟踪观测卫星从主动段进入转移轨道的入轨情况。

航天测量船的建造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象征。“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建成后，先后于1977年8月和10月下水，使得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和法国之后，第四个拥有航天测量船的国家。

陈芳允用战略的眼光首先提出：能不能由测量船在测量的同时实现与国内通信，解决观测船上，众多设备之间的电磁兼容问题。

1986年，陈芳允与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联合向中央提出了发展我国高技术的倡仪，即863计划，该计划的实施有力推动了我国高技术的进步。

提议863计划的四位科学家，左起：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

自己理发、缝衣服

熟悉陈芳允的人说：“要记住他，只需记住他的两个特点就行。”

一是自己给自己理发，二是自己给自己缝补衣服。

陈芳允的头发长了，从来不去理发店。

他说，去理发店太费时间，不是理发师傅等你，就是你等理发师傅，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结果还未必满意。

所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练出了一手绝活儿——自己给自己理发。

读书的陈芳允

陈芳允的另一招是自己给自己缝补衣服。

由于他的祖父是有名的裁缝，所以他从小便与针线打上了交道。

即便在81岁高龄，一旦衣服烂了需要缝补，只凭一种感觉和经验，他仍能将手中细细的线轻松地穿进那个小小的针眼。

陈芳允夫妇

陈芳允的妻子沈淑敏年轻时漂亮活泼，追求者众多。

内向腼腆的陈芳允，毫无竞争优势，不过他懂得把握机会。

有次在老师家吃饭，男孩们都围着沈淑敏夸夸其谈，行动派的陈芳允却挽起袖子去做饭了。

这与众不同的举动自然引起了沈淑敏的注意。更重要的是，他的厨艺竟然不错。

最后，陈芳允就凭借那顿饭，如愿娶到了沈淑敏。

不过，50年后金婚时，沈淑敏却发现陈芳允做饭的本事，已经退化到连煮面条都不会了。

陈芳允对工作是高标准，对生活却是低标准。

他病逝后，在他家里，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连褪了色的布窗帘也舍不得换。

但他为我国所作的贡献却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

1951年，陈芳允加入九三学社。1976年，60岁的他申请入伍，并在穿上军装后的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曾写下两首诗：

“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

“四十京兆一技人，求新服务不爱名，一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赶超心!”

这是陈芳允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