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大会——自豪
“全场起立，唱国歌！”2013年3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国歌声中开幕。作为全国政协新一届的新委员，我站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与委员们一起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眼前闪过的是一幅幅历史长卷，1840年鸦片战争、八国联军长驱直入、清政府忍让逃避、帝国主义者得寸进尺、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九一八事变……随着国歌激越的旋律，我仿佛看到先辈们为了祖国冒着炮火，穿过硝烟热血奋战，金戈铁马，脑海定格在祖父冯玉祥将军在三峡悬崖上写下的“还我山河！”在国歌声中，体会着“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民族精神，思索着如何传承政协委员的使命和责任……
政协委员世家
我的家庭三代人中有十几位曾是全国和省市政协委员，可以说是个政协委员世家了。
冯玉祥
祖父冯玉祥。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的七大上提出“由各党派共同组成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时远在美国纽约的祖父冯玉祥将军（1882年11月6日—1949年9月1日）响应中共号召，决定回国参加政协会议。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邀请29位民主人士北上商谈新政协召开事宜，祖父冯玉祥在这“29人名单”中位列第二。
为了祖父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中国共产党周到地为他设计好了回国的路线——乘苏联的邮轮“胜利号”，过大西洋，经由黑海到达苏联敖德萨，再换乘火车进入东北。为了新中国诞生，1948年7月31日祖父冯玉祥摆脱特务的监视，带领全家登上“胜利号”，率先踏上奔向新政协的征途。然而，祖父不幸在黑海遇难……
李德全
祖母李德全（1896年—1972年4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界别：社会救济福利团体。
1948年11月2日，为完成祖父生前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遗愿，祖母李德全告别了留在苏联读书的姑姑和爸爸，独自抱着爷爷的骨灰回到东北解放区哈尔滨，下榻马迭尔宾馆。
1948年9月29日，首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到达哈尔滨。图为民主人士下榻的马迭尔宾馆外景旧照
马迭尔宾馆在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的历史上留有浓墨重彩的一页。1948年秋，为了加速筹备新政协会议和建立新中国，中共中央邀请在香港等地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共商国是。地点定在哪儿？为慎重起见，中共中央决定分批安排民主人士北上哈尔滨，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新政协会议的筹备，中共中央东北局将马迭尔宾馆定为这次群贤毕至共商国是的地点。东北局和哈尔滨市政府为便于接待工作，在马迭尔宾馆内设了办公室，并安排专人对这些民主人士进行特别照顾和警卫保护。沈钧儒、章伯钧等下榻马迭尔宾馆后，立即致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10月3日，毛泽东等复电给下榻马迭尔宾馆的民主人士，“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准备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会议……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
祖母李德全抵达哈尔滨后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高岗、李富春请代致词慰问李德全，并邀请她参加筹备新政协协商会议，同时为祖父冯玉祥将军在马迭尔宾馆举行了吊唁大会。祖母李德全积极地投入和参与到新政协筹备献计献策的工作之中。在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一组文献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中共中央由高岗、李富春二同志代表与在哈之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诸先生几次商谈的协议。1948年11月25日。”
冯玉祥与李德全
今天在马迭尔宾馆还有一个展览，记载着1948年9月—11月全国的民主人士齐集哈埠，共商新中国建国大计，酝酿筹划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的那段历史。在马迭尔宾馆218房间的门上有一个牌子——1948年11月初爱国民主人士李德全女士曾下榻于此房间。
1949年2月26日，祖母李德全回到北平。3月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1950年8月任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余心清
外公余心清（1898年—1966年9月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届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外公余心清1915年考入了美国在南京创办的金陵神学院，192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取得神父资格，当起了牧师。因缘巧合，1922年在一次为士兵布道的时候，外公被号称“基督将军”的祖父冯玉祥看中，成为他的随军牧师。外公余心清在部队里对士兵们大讲世界革命之潮流，中国贫弱的根源，革命军人应负的救国救民责任等，推动了西北军的革命化，他也因此得了“红色牧师”之名。1923年，祖父冯玉祥在北京创办军官子弟学校（培德中学），任命外公余心清为校长。1924年，他被祖父冯玉祥派往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行政系学习，正是在那里认识了已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外婆刘兰华。外公余心清于1927年毕业后回国，出任祖父冯玉祥在开封创办的政训学院院长，同年外公外婆结婚。1930年，外公余心清就任祖父冯玉祥在山西创办的铭义中学校长。1933年，祖父冯玉祥将军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任命余心清为同盟军总务处长兼察哈尔省民政厅长。1933年末，参加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发动的反蒋事变，出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李济深）经济委员会代主席（主席冯玉祥未到职）。1934年初，福建事变失败，蒋介石下令通缉外公余心清等人，使其流亡日本，1935年潜回国内。
七七事变后，周恩来亲自指示外公余心清在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中开展抗日统战工作，余心清出任驻防山东省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曾是冯玉祥旧部）政训处中将处长、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副主任（主任韩复榘）。在此期间，外公余心清曾聘请著名教授、中共党员张友渔、黄松龄、齐燕铭等出任政治教官，在部队中发展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许多高级干部曾是这个训练班的学员。
1939年，余心清就任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开展救济流亡难民的工作。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与中共统战要员徐冰等人建立直接联系，积极投身民主运动。1946年，外公又和祖父冯玉祥、陈铭枢、朱蕴山、李济深、张澜、龙云等人在重庆秘密开会，商讨救国之策。会后，受李、冯指派及周恩来、叶剑英的具体安排，于1946年9月抵达北平，出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政治设计委员会中将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孙连仲），中心任务争取孙连仲起义。举棋不定的孙连仲表示愿与中共洽谈，外公当即打电报给周恩来：“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然而，不幸的是此时中共地下党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保密局侦破，电台台长李政宣被捕叛变，导致北平、天津、沈阳、上海、兰州等大城市的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包括著名的“北平五烈士”（谢士炎少将、丁行少将、朱建国少校、石淳少校、赵良璋尉官）等多名共产党员被杀害。外公余心清写在纸烟盒上的电报稿被国民党特务发现，致使其于1947年9月26日被捕入狱。1948年5月27日，外公余心清在狱中写下遗言：“中国在黑暗中，我死在黑暗里，黑夜不会太长。独夫就要完场。朋友们，不必为我悲伤，天亮以前要把恶势力的残余扫光。”
外公外婆俩人都与司徒雷登有师生之谊。外婆刘兰华曾就读于燕京大学，当年的校长是司徒雷登；外公早年毕业于南京金陵神学院，司徒雷登是他的授课老师。此时司徒雷登正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外婆求助于司徒雷登，司徒雷登面见蒋介石，对其说：“余是我的学生，你不能杀他，他不是共产党，你杀了他会引起许多人的不满。”蒋介石最终未杀外公余心清。1949年初，蒋介石避居奉化溪口，“代总统”李宗仁上台。经“小民革”与中共地下党的大力营救，外公余心清及梁蔼然（地下党员，曾任国民党河北省主席鹿钟麟的少将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长）等4人获释于南京。出狱后，外公赴上海转道香港进入解放区。在香港滞留时，他写成10余万字的《在蒋牢中》一文由港报连载并成书出版。1948年11月，外公余心清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北平解放后，外公余心清出席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和第一届全体会议。历任新政协副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曾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公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局长，操办了开国大典的各种庆典礼仪活动。
刘兰华、余心清夫妇与女儿余华心之全家福合影
外婆刘兰华（1894年—1969年8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山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外婆刘兰华是山西榆次人，幼时由教会抚养，13岁上小学一年级，后入教会办的北平贝满女中，及长送美，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此间认识了也在美国同校行政系的外公余心清，回国后结为夫妇。先后任齐鲁大学文理学院教育学教授、女生部主任；抗战期间学校南迁四川成都，继续任女生部主任，抗战胜利后赴美治病，1950年回国后仍回原校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山东医学院教授、外语系主任，译有《儿童保育法》，曾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冯玉祥与冯弗伐
二姑姑冯弗伐（1913年—200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届别：特别邀请人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北京市委员会委员，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原委员。
青年时期的冯理达与父亲冯玉祥、母亲李德全在美国的合影
四姑姑冯理达（1925年11月23日—2008年2月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第九届、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届别：特别邀请人士(第七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
理达姑姑跟祖父祖母两代人见证了政协走过的风雨历程。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姑姑跟我谈起抗战刚结束时，旧政协成立前后的情景：1945年12月，祖父冯玉祥在一本书中提出了民主政治主张。他的民主政治主张与不久后旧政协的五项协议基本吻合，在当时对推动旧政协的诞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多方奔走和促进下，1946年1月10日旧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了。这次会议开了21天，达成了五项协议：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和宪法草案。正当全国人民兴奋庆祝之际，国民党开始了他们反时代、反人民的动作。首先是在沧白堂打砸，然后在校场口袭击参加“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的人士。当时的大会主持人是我的祖母李德全，讲演人是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先生，他们均被打伤，这就是蒋介石撕毁旧政协行动的开始。从此，为之付出巨大努力和历史代价的旧政协在反动派的肆意践踏下，结束了其短暂的使命。姑姑冯理达说看到她的父辈们当年创建旧政协的理想和愿望如今都已经实现，抑制不住的兴奋溢于言表，“我们这一届政协委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应该感到最大的庆幸和幸福。我们要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切力量为我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左起：冯玉祥，冯理达，罗元铮，李德全
姑父罗元铮（1924年2月14日—2003年8月3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届别：特别邀请人士、社会科学界和经济界。
冯洪达
父亲冯洪达（1930年10月19日—1993年7月1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届别：特别邀请人士。
余华心
母亲余华心（1934年5月—），自1983年2月至1998年1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常务委员、第八届委员会委员；界别：特别邀请人士。
冯宏顺
叔父冯宏顺（1932年3月1日—2017年4月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届别：中国民主同盟、科学技术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第七届、第八届副主席。
叔父冯宏谦（1904年—1993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届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合肥市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副主席。
冯玉祥将军全家福
出自这样的政协委员世家，多年来的熏陶和影响让我对政协一直有着别样的情怀。2003年2月，我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连市委员会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常委；界别：文教卫生。2007年作为上海的引进人才，我被增补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静安区第十届政协委员；界别：港澳台侨。2008年2月—2013年2月期间被选为上海市第十三届、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静安代表团）。2013年2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委员；界别：总工会。九三学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18年成为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委员。
提参政议政，不辱使命
冯丹龙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荣誉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我深知肩负着国家和党派的重托、人民的意愿和家族的期望，我告诫自己一定要继承祖辈和父辈的爱国主义精神，认真履行政协委员的神圣职责，不辱使命，积极参政议政、建言资政，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几年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自己在医药行业30多年的工作经历和在大连市政协、上海市人大20余年参政议政所积累的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建言的前瞻性。我深知参政议政是一门学问，不仅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背景，更需要持续的热情和不懈的努力。自2013年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我通过深入调研，精准聚焦医疗卫生领域改革热点问题，共提交提出了近50份高质量、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得到国家相关部委和行业内的高度认可和媒体及社会的广泛关注。
（本文写于2019年3月，选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人民政协70周年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为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辉瑞投资有限公司资深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