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社员赵九章与万卫星，一位是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总设计师，一位是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的首席科学家。他们都致力于探索空间物理研究，都投身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也都万分遗憾地在卫星发射前去世。在九三学社创建75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跨越时空，致敬先贤！

“九章”的星辰大海

赵九章

“我们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有原子弹重要吗？”

“和原子弹一样重要。”

“那是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

与父亲的这段对话，赵九章的女儿赵理曾一直深深记在心里。多年后她才知道，父亲的名字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那样的密不可分。

赵九章，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总设计师，“两弹一星”元勋。他是“中国人造卫星之父”，是气象学家、大气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他较早把数学和物理学引入中国现代气象学，是我国进行现代空间物理学研究的第一人。

1957年起，美国和苏联的人造卫星先后上了天。赵九章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新兴学科——空间物理研究将要兴起。1959年底，赵九章组建了我国以开展空间物理研究为目的的磁暴组，揭开了我国空间物理研究的第一页。

1964年底，赵九章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发射卫星正式列入国家计划。这封信受到了周总理的重视。随后，负责实施人造卫星发展计划的“651”设计院成立，赵九章任院长，主持科学、工程技术方面的工作。

然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研制、生产、发射、测控在内的众多领域。随着设计方案的不断修改，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从起初的150公斤增加到173公斤，远超世界前4颗卫星的总和。要把这么重的卫星送入太空，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包括赵九章在内的科研人员开始了追逐梦想的艰难探索。终于，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天来了。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一曲《东方红》响彻寰宇，向世界宣告中国航天史新纪元开启。可惜，赵九章未能等到这一刻。他已于一年半前去世。

历史不会将他忘记。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于赵九章。

1982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一颗新行星，编号7811，2007年经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赵九章星”。

他力推我国空间物理走向星辰大海。浩瀚星河中，永远闪耀着“赵九章星”。

“天问”问天

万卫星   

“天问”，源于屈原长诗，表达了对真理追求的坚韧执着，体现了对自然和宇宙探索的文化传承。

2020年7月23日，中国首次自主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成功发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发射前几个月，火星探测计划的“主帅”已不在人世。

5月20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火星探测计划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万卫星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

我与万卫星院士，有过一面之缘。

那是2017年9月7日，我参与九三学社理论研究课题，与中国地震局王培德研究员、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赵兰香研究员，一同拜访万院士。

来到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楼下，没想到万院士已提前站在门口迎接，隔着老远就微笑着招手。透过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火星探测计划首席科学家等诸多“高大上”的头衔，真实的他，让人如沐春风。

从大厅进来，一路上，他笑呵呵地介绍所里工作情况和办公设施。到了办公室，他招呼大家落座，顺手拿出纸杯要沏茶。

算起来，王培德先生是九三学社的前辈，赵兰香研究员是中科院的同事，而我当时只是一个二十几岁小姑娘。见万院士要去拿水壶，我急忙站起来。但他不容置疑地把我按回座位，自己把茶端上来。

“你最近在研究什么？火星探测要怎么做呢？”王培德先生是个急性子，还没坐定就开始发问。

万院士语调轻快，略加思考便逐一回答。虽同是地球物理专业，但王培德先生称“我是研究地下，万院士研究高空”，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便直率追问。

就这样，由一问一答开始，万院士逐渐像讲课一样，侃侃而谈。一讲到专业和兴趣，他肢体语言也丰富起来，眼睛闪耀着光。

即使过去很久，我仍难忘那个下午。万院士讲得很细致，不时加上一些比喻和有趣的例子。

作为文科生，以往听科普讲座时，我常常是竖起耳朵，但却依然听不懂。然而在那个下午，电离层与大气层耦合、行星氧离子逃逸、太阳大气辐射、行星空间探测这些概念渐次进入我的大脑，像是突然打开了空间物理的一扇窗，看见更广阔的世界。

“空间物理怎样去开拓新的方向？我希望它能发展成为一个交叉的新学科——往‘上’，是进行星空探索的行星物理；往‘下’，是进行地质研究的地球物理。”万院士有一番雄心壮志。

聊起科研人员面临的困境，万院士有问必答，对现实问题不回避。看得出，他对自己所里的氛围是满意的，在他看来，大家都尽可能保持简单、纯粹。

“基础研究很重要，相当于足球比赛中的‘临门一脚’。”万院士说，科研的项目应该与基础研究相匹配。“做科学研究没有冷热板凳之说”，即便要经过较长时间探索，但阶段性成果每进一步都有欣喜。社会是多元的，选择也是多元的，大浪淘沙淘出留在这个行业的金子，被淘掉的人在另一个行业可能也会变成金子。“每个人都干自己感兴趣的事，人尽其用，挺好。”

那个下午，关于科研方向、关于人才培养……我们与万院士聊了数个小时。

从办公室出来已是傍晚。道别后，一向很少夸人的王培德先生，再次称赞起万院士。他转过头来看我，半是鼓励，又半是激将：“小程，万院士讲的这些，我是听懂了。我估计你未必能懂多少，但可以试着写写。”我踌躇道：“我倒是也听懂了，只是专业性还需要把握。”

回去后，我有些忐忑地给万院士发了信息，询问是否有科普讲座的相关资料。没想到，很快便收到邮件回复。

但理解之于写出来，相当于理想和现实间的差距。我一头扎进资料中，翻阅演讲稿和专业论文，总算完成一篇《专访万卫星院士：探测火星就是探索地球的未来》。

不料发给了万院士，他只淡淡地回复：“近期无法帮你审阅，不好意思。”

我心想，或是万院士太忙；又或是我写得枯燥，让人无从改起。也就搁下了。

过了几个月，王培德先生发来微信：“我想告诉你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在新一届地球物理学会换届选举中，万卫星院士当选为常务副理事长。坏消息还是万院士的，他被查出患了癌症。”

我把这段话反复看了很多遍，只感觉脑子空了，懵了。癌症？怎么会呢，万院士那么年轻，上次见面不过短短几个月前，他明明面色红润，还很健谈……

也是此时，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当万院士淡淡地说“无法帮你审阅”时，已在医院接受治疗。

王培德先生告诉我，万院士对九三学社的感情很深。在调到北京工作前，曾任九三学社湖北省委会副主委。到北京后，他与时任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会科技委主任的王培德先生有着诸多交流，经常参加科技委的会议和讨论。王培德先生曾想让他接任科技委，但他太忙了，诚恳婉拒：“非常抱歉，不是我对九三的感情不深，实在是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回想起那次短暂见面，来到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万院士已在办公楼前迎接我们。在去往办公室的途中，万院士特地绕了一圈，走到一层大厅中央，那里摆放着赵九章先生的铜像。

万院士指着铜像道：“这是九三学社的前辈，是我相当钦佩的人，了不起！”他笑着竖起大拇指，停顿了一刻，继续带我们往里走去，步履轻快却坚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时代洪流中，潮水的冷暖会有起伏，浪头的方向会有变化，但总有一些精神和感召，历久弥新。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会 程恳，本文来自7月30日《团结报·文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