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在“全面小康时代”，建设和发展数字乡村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源泉，也是乡村提升内在发展动能、巩固脱贫成果、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
“2020年全国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1.42亿户，全年净增712万户，比上年末增长5.3%。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4G比例均超过98%，农村和城市实现同网同速。”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九三学社市委主委罗卫红说，“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无论在基础支撑能力、生产信息化水平和经营信息化成效上都取得长足进步。”
在数字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成效尤为明显。近年来，罗卫红挂帅的乡村振兴调研组多次赴浙江各地和长三角等地区开展实地调研。在临安的一次座谈会上，农业局同志兴奋地说：“2020年，临安区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到5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40%，白牛村已成为全国知名淘宝村，连80岁的老太太都在家开网店。”
调研组则反馈了一些问题。一些县域在数字乡村建设中，除了建立智慧乡村总平台外，还建立了几十个子平台，同一平台上又建立十几个应用模块，技术架构上缺乏统筹安排。村干部反映，光是上传数据、更新数据就烦不胜烦。而盲目追求“高大上”，应用软件和服务设计无法满足实际需求，以致“软硬失衡”、功能繁杂，使得农民群众适用度、体验感较差。在数字经济第一城的浙江杭州，数字应用场景也主要着力在城市，尚未覆盖农村。此外，数据开放共享水平有待提高，部门之间数据协同共享不顺畅，无法实现乡村数据资源价值最大化利用。
“我们要看到亮点，更要着重看到数字乡村建设中的难点和堵点。”罗卫红用“烟囱林立”“鸿沟难逾”“水乳待融”“地广人稀”四个词点出当前存在的信息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开放共享水平不高、数字项目产业化融合程度较低、数字乡村复合型人才极度匮乏等问题。
“建设‘新高地’，着力夯实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引进移动通讯运营商、科技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等多方技术力量，整合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数字乡村技术集成创新。比如，将数字乡村平台中的乡村服务模块置入数字电视，农民可以直接从电视机点击使用，就可以大大提升数字乡村可及性。”罗卫红说。
“通过数字化管理模式，完全实现‘喝着咖啡挑种猪’的新型种植、养殖、销售生态模式。”罗卫红表示，要用好“精算师”，加快乡村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打造“产业融合”“城乡融合”“未来乡村”等不同类型的集成创新示范园区，推进农村电商、村货直播、众筹农业、共享农业、云农场等数字乡村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
现在不少地方的“智慧社区”平台实现“互联网+社会治理”相融合，打通多个部门数据壁垒，促成信息互联互通，有效提升了社区治理水平。罗卫红认为，要当好“大管家”，提升数字乡村治理能力水平，尤其是融合城市优质资源，实现城乡数字发展一体化。要根据各地乡村的实际情况建立特色网站或APP小程序。
提及人才队伍，罗卫红说，振兴数字乡村人才队伍就是要打造“蓄水池”。一方面要培养人才，吸引城市数智公司或产业公司来乡村合作开发，开展股份合作，协同发挥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力量，合力培育本土数字人才。另一方面要留住人才，着力推进产业、文化、旅游多元融合，形成生产、生态、生活三结合的“产城人文”新格局，加大乡村公共配套，合理布局教育、医疗、文体资源，构建新型社区，提升乡村人才归属感和稳定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