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至2021年间，为了完成我以云南脱贫攻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太阳转身》，我一直在祖国的南疆边境一线流连采风。我深入生活的地方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我对那片土地不算陌生，犹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听说文山州广南县有个村子，全村人都住在岩洞里，而且延续了十几代，是所谓“现代穴居人”。带着新世纪来临之际，怎么还有人住山洞里的疑问，我历尽艰辛去到了那个叫蜂岩洞的地方。

在一个巨大的溶洞里，果然住了二十多户人家。他们利用岩洞当屋顶，竹篱笆当墙，形成浑然天成的洞中村落。在这个洞中村里你看不到一片瓦，家家共用一个“大屋顶”。洞口很宽敞，并不幽深，白天光线尚可，地面也比较平坦，人们巧妙地利用有限的空间构筑自己的家园。洞外的坡地上，是以能种几株玉米而论的蜂岩洞村土地，满目光秃秃的大山，地少石头多，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人被逼进山洞里，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至少那里面还相对平坦。我在当地学到了两个即便是汉语词典里也不会有的词汇：土叫“土肉”，似乎人们唯有这样叫才能对得起一捧土的珍贵；井叫“栽水井”，因为人们在地上挖个坑，靠接天上的雨水来做全年的生产生活之用。在旱季天，那井里的水质可想而知。这里的贫穷显而易见，就像外面的大山一样将人们重重围困。

作者（左二）在田地里了解壮族稻作文化情况（作者供图）

但即便是面对“地无三尺平、滴水三分银”的生存环境，文山州的各族群众依然不等、不靠，他们向大山要路、向石漠化要地，他们像当年参加边境保卫战那样义无反顾地向贫困宣战，创造了“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的“西畴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山州各族干部群众把西畴精神落实到脱贫攻坚的具体工作上，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之际，我看到了边境线上村庄天翻地覆的变化：村村通公路，户户有新房，果实挂满枝头，鲜花开满路旁。蜂岩洞村的人们，早就搬出了山洞，住进了新居。“没有一片瓦的村子”已成为我们抚今追昔的历史，成为我们时代进步发展某种注脚和印证。  

我在一个壮族寨子参观过一个村史展览室，那里陈列着原始的木质农耕工具、织布机、马帮用具等。这些农具，村人用了上千年，现在它们光荣地被人们请进了展览室。今天，科技种田让亩产翻番，耕牛和犁铧被微耕机取代，马帮被汽车取代，羊肠小道开拓成柏油马路，移动电话进入到家家户户……如果我们在这个村史展览室里抚今追昔，睹物思史，就不能不为边地村寨的进步而感到欣慰，不能不为自己是一名见证者和参与者而感到自豪。

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渴望生活的人，渴望进入到大时代的“大生活”中，而不是局限于自己圈子里的小生活。脱贫攻坚这样划时代的伟大战役，作家首先应该在场，他应该既是一个见证者、参与者，也是一个记录者。有些写作模式，作家在场永远正确，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当中去，理应是作家的一种自觉行为。 

作者在采风中聆听壮民族歌谣（作者供图）

我将文山州这个集边疆、民族、贫困于一体的地方，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新课题来研究和学习。我认为，这里的每一个村口，每一条村道，都是国门所在。边疆脱贫了，边境线就稳固了；边境线稳固了，国家就安宁了。因此文山州的脱贫，特别具有典型意义，或者用文学的话语来说，特别具有辨识度。我在边境一线采风时，走访了十几个边境一线的村庄，和那些经历过战火历练的人们打交道，他们当年是战场上的英雄，现在是脱贫攻坚的主力和领路人。这些人身上散发出来的优秀品质和英雄气，深深感染着我，激发我的写作欲望。我踏勘当年的战场，营房、堑壕、哨卡、猫耳洞、界碑、国门，这些曾经也是我们的青春记忆。我总认为一个中国人一生中应该去看看我们的界碑，在边境线上走一走，了解一些边疆地区的人文和历史，这样会更加深他的疆域概念和国家认同感。在云南边境的许多地方，国界蜿蜒在崇山峻岭中，它是看不见的，你一个不小心，可能就“出国”了。但国境线虽然无形，它却在每一个边地人的心目中重如千钧。在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前，许多村庄都在极度贫困线之下，人均年收入不到一千元，连一段水泥路都显得奢侈。但是，正是这些边地人，多年来默默地承担着戍边的职责。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采风和体验生活让我获益匪浅，深受教益。一年后我完成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太阳转身》，这是这个大时代的社会现实对我的启迪，我为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完成了命运转身的人们感到欣慰。作为作家，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积极投身于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伟大时代，接受它的洗礼，并为之做出见证。

（本文原标题《时代的变迁与在场的写作》刊登于《中国政协》2022年第14期  作者范稳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工委委员、云南省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