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2023年1月10日5版
黄乐平，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常委，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义贤律师事务所主任。
2022年12月30日，广受社会关注的“江秋莲诉刘鑫案”二审宣判。作为江秋莲的代理律师，黄乐平认为这在“意料之中”。“不打无准备之仗”，他一直相信当初接下这个案子时的判断。
一度身处热点旋涡中心，经历接下案子的紧急，不计成本解决证据链缺失、跨国协调的难题，遭遇网络辱骂攻击、投诉，谈起来，黄乐平还是觉得，值得。
他说将来多了一个给儿孙讲故事的典型案例。
“不管怎么样，至少我和团队做到了律师能做到的一切。这个案子没有在我手上死掉，作为律师，我对得起这个职业。”
绝处逢生
2022年1月，江秋莲到北京黄乐平的律所，向黄乐平、李婧两位律师送锦旗表达感谢。
案件一审宣判后的第二天，2022年1月11日，江秋莲到北京黄乐平的律所，向黄乐平、李婧两位律师送锦旗表达感谢。锦旗是一早就准备好的，江秋莲说无论判决结果如何，都由衷感谢他们。
与此同时，一封以红色纸张为信纸、落款2022年1月10日的手写感谢信，也寄往了九三学社中央，信中感谢黄律师“对公义的坚持”。
江秋莲感谢的是立案以来黄乐平为案件处理而竭尽全力的付出，更是2019年9月底，见过20多位律师之后，在3年案件诉讼期不到一个月就要截止时，能够找到黄乐平的“绝处逢生”。
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决定通过法律途径，为女儿“讨一个公道”，求取一个阳光之下的公正结论，但在那之前，屡屡受挫。
当时如果黄乐平不接受委托，此案很有可能不会成案。“这样一个对社会大众的道德和情感具有很大影响的案子，如果因为我们（不接手）而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对于我个人而言，会是职业生涯的一个遗憾。”
黄乐平说江秋莲当时能够找到他，非常偶然。来自一位记者的引荐，也正好处于刚忙完一个大案子的空档。
有了这偶然，才有后来案件层层拨开迷雾的走向，有了在司法程序上审视和判断一个因道德伦理获取公众极强关注度案例的机会。
后来，遭遇波折和极端状况，自己被裹挟进火热的舆论试炼场，颇有黄乐平始料未及之处。但审判结果最终在江秋莲、在更多民众眼里，拥有了光明和振奋的意义。
2022年1月10日，青岛市城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并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2022年月12月30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其实江秋莲的经历，就是一个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典型普法案例，对于老百姓来说，这是在践行法治道路上一个正能量的案例。”
黄乐平说江秋莲找到他是一个偶然，但这种带着转机意味的偶然，他并不陌生。
他成为众人后来熟知的劳动法领域当之无愧的资深专家与知名劳动维权律师，探究起来，也起因2003年一次偶然。
故事已讲过多遍，但其带来的感叹力度并未有消减——
彼时年轻的黄乐平，一家中央企业的专职法律顾问，因为一场公司与下属企业的一场篮球比赛受伤，陷入困局。
受伤半年后被判定必须手术。他向单位提出工伤认定遭拒，看病期间工资停发，但刚成家不久的生活和巨额房贷不会摁下暂停键。除了维权，别无他路。
认定之艰难有点超乎想象：同事原本提供证言，却又悄悄跟他要回去；人事部懂法律的某人私自涂改他手写的事件细节……最终等到“伤残 6 级”的评定结果时，距事发已近两年。
“我还是学法律的。”
绝处逢的“生”不单是维权终了。推己及人，黄乐平决定把这段时间恶补吃透工伤保险相关所有法律条文维权的经验总结出来，供更多人参考。2004年，《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出版，第一版5000 册，几个月即告售罄。而后一再修订再版，该书成为法律领域当之无愧的畅销书。
以此为起点，黄乐平也从一个留在著作扉页的网络邮箱、留言板到论坛、网站，再到北京义社劳动咨询中心，再到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最终把“业余做成了专业”。
不同于偶然的锦上添花，偶然的雪中送炭与绝处逢生，更让人动容：一个经历丧女之痛寻求公正结论的中年妇女，在屡屡碰壁之后，偶然跟因为一次工伤事故转向法援的律师在2019年交集，后头遇到转机。
以义之名
“不蹭热点，但也从来不怕热点。”
在接江秋莲案子之前，黄乐平的公众认知度没有那么高。如果说这个案子是个热点，那么此前更多年，黄乐平深耕的事，是法律领域里的“冰点”。
“冰”是因为，少有人投注精力研究。尽管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保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因工伤形式多样、情况复杂，工伤维权始终是一块“硬骨头”，许多律师唯恐避之不及。
但冰点并不意味着不是痛点。“越是没人做，越要去做。”
电子邮箱公开后，面对数不清的咨询和求援，黄乐平停不下来了。除了律所常规工作外，免费的工伤维权援助一度占据了他所有可支配时间。
算是黄乐平法律援助事业的起点的案例，发生在2005年。他帮河南人张先法维权。
在北京建筑工地打工，掉进地下室，头部摔成重伤，被拖延治疗，以至完全丧失生活能力，张先法成为植物人。雇主不支付伤后费用，更无法认定工伤。家中唯一经济来源倒下，家属陷入维权救治双重困境，直到有人向张先法家人推荐了黄乐平。
后话是，黄乐平也没想到此案之难、跨度之长。3次立案，13次开庭审理，历时3年3个月，累计80个工作日工作量，外出128次，最后黄乐平为张先法争取到“难以置信”的80余万元赔偿。
让张先法家属更“难以置信”的是，世界上还会有这样肯吃亏的人：不收钱，还往里搭钱。他给他们买车票，给他们买饭吃，甚至500块工伤鉴定费，都是黄乐平自己掏的。
曲折历尽之后，黄乐平收下了谢意——一面锦旗。
就没打算图利，但不图不是因为不缺。与此案并行的是，2006年，黄乐平在北京六里桥农民工聚集区的一个招待所里，成立了一个专门为劳工维权的组织——北京义社劳动咨询中心，并动员5个学法律的年轻人协助他开启了劳动维权事业。
“一间屋子，支个桌子。一张床，白天值班，晚上睡觉。”在黄乐平眼里，这算个平台了，主要提供法律咨询。“是一个公司，但从没做过一分钱业务。”
半年时间，黄乐平都不敢招女生，因为地方太偏僻。
资金不足，搬家几乎一年一次，“千方百计找最便宜的房子。”
名利不足道，当黄乐平眼见，一众贫苦工伤者悲惨经历，个个人世间苦楚演绎。
干活时头部受伤的杨涛因脑伤致抑郁自杀，在黄乐平的不懈努力下，最终被认定为国内首例“确定自杀为工伤”案件；因在工作岗位上被人打成重伤，一家三人因案情因维权相继去世的许玉林案，16年马拉松之后终于成功启动在审程序，原告最终获赔50余万元……
之后，黄乐平收获的，往往还是面锦旗，或是一条短信，又或者是多年以后的问候。
2010年8月一天，黄乐平接到张先法爱人的电话，她告诉黄乐平，女儿考上大学了，还是黄乐平老家湖南的大学。末了，特别解释为什么打这个电话，“俺就是跟您说一声。”电话那头的音调，明显带着颤抖。
多年过去，黄乐平还为这个细节感慨。
“伤残程度比较严重或工亡的职工，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救助，社会极有可能会增加一个赤贫家庭，还会让工伤职工家属，特别是下一代，对这个社会产生消极甚至负面看法。”但如能让这个家庭获得帮助，那么对于他们，无疑是一种正向的信心和力量，“人心的力量是最大的力量”。
因为在工伤维权领域的突出贡献，黄乐平被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誉为“工伤维权第一人”，2007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当时律师界最年轻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2007年10月，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也正式挂牌成立，继承其前身——北京义社劳动咨询中心的发展成果，开始了劳动维权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之路。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子就好过了”。15年过去，义联仍精打细算每一分钱，不过勉力生存。
2008年5月，黄乐平深入工地为农民工普法。
曾有媒体评价，他们是一群为信念而生的人。而义联之义，“义助残弱，仁德所尚；社会公益，贤能多为”。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黄乐平与他战友的理想。
“有的人追逐无止境的财富，有的人追逐那种成就感。”
科学精神
然纵万丈豪情信义理想，也不能提供全部支撑。黄乐平知道，专业是立身的根本，实践是通向目标的不二法门。
他在“做事情”与“总结复盘”的循环往复中梳理专业，也找方法、明思路：
截至2021年底，义联累计接听39287个热线电话，11109件法律援助案件、帮助受援人获得赔偿超过4.7亿元，30269人次的接待咨询，56本专著，32万余字的调研报告，以及数百条立法建议。
黄乐平算过，在义联，一个半天，一部电话，保证质量，最多也只能接40个咨询来电。
黄乐平也坚持，在江秋莲一案中，用技术方式，还原江歌遇害前10小时——将江歌如何从地铁站出口走到狭小的公寓，如何从一楼到二楼再到201门口，镜头连线展示、时间精确到秒、距离精确到米、公寓二楼精确到厘米。把所有证据以场景再现方式放回那个空间，让人更好理解当事人遇害如何发生。
请专业机构做，报价百万。黄乐平团队就自己做，整理证据、搜集证据、补充证据，修改近40稿，花费近半年时间——要像做科学研究一样做法律工作。
这是黄乐平从日复一日咨询、援助、代理工作中得来的觉悟，也成为十多年前加入九三学社的因由之一。这个以爱国、民主、科学为传统的民主党派，与他从事法律工作坚持的理念恰恰契合。
他要从直觉、理论的推断中走出来，在实务中坚持科学精神，从实战出发以数据说话。而这种敢于攻坚克难、既探索又怀疑，既理性又谦恭的科学精神，更成为推动黄乐平“从源头上改变中国劳工维权难的现实境况”决心的重要推动力。
个案的成功处理只是解决了具体当事人的权利诉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推动法律制度与劳动政策的改变才是关键。”所以，黄乐平最初给义联的定位也正是“劳工维权社会中坚，劳动政策民间智库”。
2007年3月，《工伤保险条例》修改座谈会上，黄乐平第一次参会，面对法律界专家和相关部门领导，这个30多岁的年轻人一口气提出近 30 条建议。参会专家惊讶也赞叹，“黄乐平在《条例》研究上用功之深，令人刮目相看。”
为有效推动《职业病防治法》修改，黄乐平专门组织团队完成了国内民间第一份全国性的职业病调研报告。2011 年全国两会后，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持的、有多部委领导参加的修法会议上，黄乐平作为唯一法律专家参会。
2011年8月到12月，黄乐平带领团队，先后三次向所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寄送了职业病防治法修法建议材料。建议获多条批示。最终，新修改的职业病防治法吸收了黄乐平团队多条建议……
从努力帮助个人的实践，到全力推动群体权益保障，从专业理性的分析，到与时俱进的技术，走“科学之路”的黄乐平，没停下。
不懈“推动”
预想中，黄乐平办公室会有许多锦旗和各式荣誉奖杯，但眼见并非如此——极简黑色背景墙柜上，零散几张照片、几个公益纪念品。理性克制，就像那些规整斟酌的法条本身。
黄乐平本人也差不多这样，表情很少，不大看得出心绪波动。
所以，那些丰沛浓重的东西在他心里还重要吗？被那些曾在寻求法律援助遭遇困境的弱势群体评价为“大好人”重要吗？江秋莲在每次开庭前对他们深深鞠下的一躬还重要吗？
黄乐平停顿了小一会儿，不是不重要，“但现在想更多的是，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怎样能从根本上让这些事情少发生。”
在他的认知里，律师早已不是仅仅囿于具体法律工作的技术工作者，也不能简单将利益或者情绪当做目标本身，更应该做个思考者。“为什么？怎么办？”
当年考大学报了法律系，却阴差阳错学了历史，黄乐平现在体会，当时看来违背心志的安排，并非不是一件好事。
从历史纵深里习得思考问题的方式，总结历史经验给出现实判断的智慧，对于一个律师而言，至关重要。这种影响，潜移默化施加在需要“走钢丝绳”的案例情境之上，也施加在更多社会身份的把握上。
后来，黄乐平的身份前缀上多了九三学社中央法律专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海淀区政协常委等诸多称谓。然而每个身份都并非简单词组，黄乐平眼里，每个平台都蕴含着“推动”的力量。
这些年，九三学社中央与劳动法相关的提案遇到问题，找到黄乐平，总能得到及时反馈，民主党派普法宣传等社会服务工作，他甘之如饴。海淀区政协连续数年优秀提案背后，都是黄乐平悉心的调研发现、较真的经验总结。黄乐平委员工作室的落地，离不开他勤力参与。
“维权咨询和法律援助能够帮助劳动者解决燃眉之急，但受益者终究还只是个体；进行普法宣传以及政策、立法建议研究与倡导，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则能改变一个群体的命运。”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对于一个从事法律工作的实践者、研究者而言，这绝非一句口号。
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2021年，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奋力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在立法工作中，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制度机制，深入推进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确保立法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夯实良法善治的基石。
黄乐平体会到更强信心。作为民主党派成员，能以专业切入，通过党派平台，以恰当方式参与到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之中，助力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实现公平正义，是他身为法律人的“幸福”。
2012年义联五周年总结，黄乐平曾给自己的书起名《行走中的正义》。多年奔走，黄乐平切实体会，正义凝练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的往复追问、行动奔走之中，在对更完善法治社会建设的每一点助力之中。
这条路难吗？
没那么简单，但是，公平正义永远值得追寻。
（来源：《团结报》1月10日05版 作者：王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