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开创人之一。他在压电晶体学、光谱学、大气物理学、应用光学与光学仪器研制等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精确测定了压电效应反现象并发现光双折射效应，发现石英扭电定律，发现压力减弱乳胶感光性能的现象。1923年，他赴法留学，先后取得巴黎大学硕士学位、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建国后，他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参与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出任名誉校长。

严慧英讲述爷爷的往事  摄影：丁林

在严济慈孙女——严慧英的印象中，爷爷是严肃的，也是谦和的。他是著名的物理学家，给对物理“不感冒”的她开完家长会，并没有说教或提出严苛要求，而是尊重孩子的内心，只希望她能成为自己愿意成为的样子。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严慧英收藏着许多老照片、信件等物品，她轻轻地拿起，一件件仔细展开，娓娓讲述起一段段往事。

从东阳到巴黎

1901年，严济慈出生在浙江东阳的下湖严村。少年时期，他已展现出学习天赋，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中学时，老师爱其聪慧，为他取表字“慕光”，希望他追求光明和真理。

1918年，他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在那里，先后师从著名数学家何鲁、熊庆来和物理学家胡刚复，这三位教授早期均曾留法学习，后来还一起为严济慈留法求学提供了资助。

1923年10月，严济慈第一次赴法国深造求学。在书信中，他曾回忆这段往事。当时，何鲁老师叮嘱他，拿上书桌旁的大洋，不需言谢，只要记得出国好好学习，回来报效祖国。许多年后他才知道，为了给他按时寄送学习生活的费用，熊庆来老师曾典当皮大衣；胡刚复老师的孩子病了，稍有好转便提前出院，省下的费用也寄给了他。

正是几位恩师的关心爱护，让严济慈有机会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学到先进的知识理念，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美好。

严济慈画像

在巴黎的日子

法国高等教育采取的是逐级淘汰制度，宽进严出更是巴黎大学的特色。换言之，成为该校的学生并不难，但想通过考试获得毕业证却不是易事。

补习法文半年后，严济慈正式注册为巴黎大学的学生。他仅用一年时间就考得巴黎大学普通物理、微积分和理论力学三门主科的文凭，用三年的时间获得了数理科学硕士学位；此后，又师从著名物理学教授夏尔·法布里，攻读博士学位。

在法布里实验室，他以光学为研究方向，精准地测定出了“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证实了皮埃尔·居里的设想，解决了这一40余年悬而未决的难题。

1927年，法布里教授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按照惯例，每一位新当选的院士将在首次出席院士例会时宣读一篇论文。法布里教授没有选择自己的论文，而是打破常规地宣读了严济慈完成的博士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

法国科学院第一次宣读中国人的论文，这件事轰动了当时的法国科学界。第二天的《巴黎晨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新闻，并配上了法布里与严济慈的醒目照片。法国物理学界的一些知名科学家纷纷邀请严济慈到他们的实验室工作，严济慈的名字迅速走进了法国科学界的视野。

而此时此刻，严济慈却已归心似箭。他曾在信中写道：“吾人学稍有进，对国家责任，亦更加加重，尤宜努力前进。”

徐悲鸿为严济慈画的肖像画

开启中国现代物理专业化研究

1927年7月，严济慈踏上回国的邮轮。

邮轮上，严济慈结识了留法青年美术家徐悲鸿和留法前辈生物学家李石曾。前者与他一见如故，为其画了一张小像，题一行小字“致我的朋友严济慈——科学之光”，自此结为一生好友。后者则发出盛情邀请，希望他回国出任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物理所”）所长，负责组建物理所所有工作。

中国现代物理专业化研究的开端由物理所开启。物理所成立之前，中国近现代科技主要开展了地理地质与天文领域的研究，涌现出竺可桢等老一辈科学家。物理所组建后，中国现代物理专业化研究才开始与国际交流，发表论文，也培养出很多值得骄傲的物理学家。

因曾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在组建物理所之初，他曾写信给居里夫人，请教镭研究的很多问题。居里夫人一一回复，还寄送了一些实验样品。后来，物理所的钱三强、杨承宗等人则在严济慈的推荐下，前往居里夫人实验室学习深造。

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工作上，他与居里夫人多有往来，结下深厚友谊。居里夫人去世后，他曾在北平为其举行纪念会，并发表了悼词。

2018年，严慧英与女儿、侄女前往已经开放参观的居里夫人实验室，拜访爷爷曾工作的地方。那里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严济慈留下的部分资料，有应聘实验室研究员的信笺、工作证、实验记录等。在一本工作人员名册上，记录有40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研究员姓名，仅有两个来自中国，其中一个便是严济慈。

担任物理所所长期间，严济慈还曾邀请郎之万等国际知名物理学专家到北平指导工作，在科技界轰动一时。

郎之万教授（左二）赴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指导

科学家有祖国

1937年，严济慈第三次赴法国，以理事的身份出席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会。刚到巴黎不久，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传来南京沦陷的消息。他动身回国途经里昂，在《里昂进步报》的采访中发表了对中国抗战形势的看法。

他的抗日言行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也给尚在北平的家人带来了危险。于是临时决定从香港上岸，转越南到达昆明。后来，物理所也迁至昆明远郊的黑龙潭。

在国家存亡的危难时刻，科学家们毅然挺身，誓用科学的力量救护国家。他带领物理所全体人员在黑龙潭的破庙里，亲自动手研磨镜头、测量焦距、装配检验，生产出了数百套望远镜、显微镜等光学仪器，为前线抗战和后方医疗提供了有力支援。这也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制造的光学仪器。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他举家从昆明绕道香港回到了北平，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下出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全力投入到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中。

1952年起，他历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务。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来到。此时，一个早年的愿望也在时年79岁的严济慈心中苏醒。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虽已年逾古稀，但没有迟暮之感。我争取要做一个共产党员，求得光荣的归宿。”

1980年1月，80岁高龄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学生眼中的严济慈

严济慈是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家。然而，他乡音未改，常人很难听懂。严慧英直言很难想象他是如何上课的。这几年，严慧英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严济慈的学生交流时，才在他们的回忆中勾勒出爷爷在课堂上的形象。

严济慈为学生上课

他开新课常是要被“投诉”的。前两节课时有些学生直接找到教务处要求换老师。然而，教务老师会给出两周的期限，如果再有要求换，不管多大的物理学家都换。可期限到了，再没有人提换老师了。原来，教务老师也曾是严济慈的学生，深知他的课堂规律，只需多上几节，学生便会爱上他的课。

后来，他每次有课，食堂的师傅都要提前做好准备，多蒸一些馒头，一是因为上的是大课，常常有三五百人来听课；二是下课晚，很多人要抱着馒头去上课。

乡音这个难解的题，严济慈也用“笨办法”化解了。上课时，他会让学生把疑问写下来，第二天再把写满解答的几张纸回复给学生。三五百人的大课堂，无论多少问题，他都要亲自回复一遍。

60多岁时，他重返讲台，大课堂仍座无虚席，旁听者坐满了阶梯。

在严慧英的浅述中，流露着孙女对爷爷追求真理、播撒希望的敬意。而这一段段往事，也恰如严老“慕光”之名，载一束科学之光，照亮了中国现代物理之路，为我国的科学事业积蓄了深厚力量。

（来源：北京市科协融媒体中心 受访者：严慧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