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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9号楼，是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的所在地，这里有一群为了解决患者心脏疾病而孜孜努力、不断创新的白衣天使，他们在葛均波的带领下，用真心、全心和爱心，让无数家庭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无论是本职工作还是履职，都要有责任感，让担当成为信念。”葛均波正是如此身体力行的。

根，永远在中国

葛均波是在山东日照农村长大的。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山东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继而在山东医科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8年起在上海医科大学心内科攻读博士学位，其间被派往德国美因兹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93年跟随其导师艾倍尔先生到埃森大学医学院继续博士后研究，并于1995年担任埃森大学医学院心内科血管内超声室主任。

在德留学期间，他学术上的成就已是硕果累累，第一年即在《德国心脏病杂志》上发表《腔内超声准确性及可行性研究》一文。他还获得过《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急性心肌梗死/梗死后心衰的研究》等7项科技奖励。他是当选为美国、欧洲心脏病大会顾问委员会里唯一的中国人。

葛均波对心肌肌桥、冠状动脉综合症方面的研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对心肌肌桥的新发现，在学术界被称为“葛氏现象”。这一重大发现改变了目前对某些类型心绞痛的治疗措施。1996年他发现的可视冠状激光成形术受到国际同行瞩目，这项技术可望成为治疗冠心病的又一良好手段。

获得以上成绩和荣誉，并非葛均波在德国期间感触最深的经历。

在一次使馆教育处召集的各个协会负责人会议上，葛均波遇到了一个同乡，此人在新加坡工作多年，后来去了日本和德国。他发明了一种可以折叠的电视。葛均波听说后建议道：“你的发明可以在国内生产嘛。要不我们老是在别人后面跑，这样我们不就一下子赶上了？”那位同乡告诉他，自己已经跟公司签订了一个商业保密协议。即使不在这个公司工作，若干年之内也不能把技术泄露给外公司。

同乡的话对他触动很大，怎样才能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服务，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是他想得最多的话题。

1995年，江泽民同志访问德国，当时的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宴请时，葛均波就是当时作陪的6位华人之一。席间，江泽民同志鼓励葛均波用自己所学为国服务。

葛均波回忆当时情景说：“我在德国的学习与工作都比较顺利。10个月之后，我的业绩得到了导师艾倍尔教授的认可。他陪我去劳工局等部门申请从医执照、工作许可证件。在他的支持下，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后来，我向艾倍尔先生郑重提出自己想回祖国去工作的愿望。艾倍尔先生听了，先是一愣，随后，脸涨得通红。他简直有点恼怒了：‘简直不可思议，我为你办妥了一切，你的主任职位甚至连德国专家都想竞争的，可是你现在却要放弃，离开我……你好好考虑一下，明天再找你。’”

第二天，葛均波对导师说：“我十分感激您，艾倍尔先生，如果没有您为我创造的条件，我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成就。但是，我打个比喻吧!如果您有一个漂亮的女儿，总不希望她一直陪伴着您，希望她嫁个好人家。女儿未来的荣耀也将是您的光荣。因此，您一定不会反对我回祖国去效力的。”艾倍尔先生回答道：“我昨天回去与太太商量过了，您在我家住了一年多，我太太也实在舍不得你走。不过，我昨天终于想通了，我想自己想得太多了，我得为你想一想，我将保留你的办公室，如果你今后遇到不如意的事，仍然可以回这儿。”

果然，直到2002年，当葛均波重返德国访问时，艾倍尔先生依然保留着他的办公室，连电话机都按原样摆放着。德国人冷峻的外表与热情的内里使葛均波感慨不已，但是他明白，自己的根，永远在中国。

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转化医学”

2015年7月，葛均波作客由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东方网联合举办的“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两院院士在线访谈”活动，就“科创中心应重视加快医学成果转化及其转化平台的建立”主题，与网友进行了心与心的交流。

“转化医学”近来屡屡引起关注，不少医卫界人士也大力要求重视“转化医学”，葛均波对中国转化医学的现状十分忧心。他说：“医学有一部分是临床经验的积累，通过验证用到临床上来。医学可以改善病人的病痛，延长病人的寿命，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所谓的转化医学是把实验室的成果转化到临床上达到这些目标。但是在中国，实验室成果的80%以上停留在专利或者论文上，没有真正转化到临床应用，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费用，但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

早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葛均波就提出 “加快医学转化的建议”。他认为，“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成果的转化需要一系列政策保障，比如下雨漏水，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要修，但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报修下来，过程很长。只有从政府层面上保护成果的转化，才能使病人得到最大的益处。”

对中国医学的创新发展，葛均波有着远大的愿景，他认为现在是最好的阶段，“现在我们的科研经费很充足，作为医生，应该珍惜这个机会，使更多成果从实验室走进临床；同时，我建议政府应该尽快出台配套措施，让这些成果在风险最小的情况下转化成成果。”

每当在政协会议上，听到其他医生同行的委员们的肺腑箴言，再回首自己的从医经历，葛均波感叹：“我想做医生的最原始的动机是可以帮助别人。后来上了大学以后，学了更多知识，我觉得兴趣很重要。现在，我觉得想做一个‘好医生’更重要。我每做完一个成功手术，看到病人的眼神，看到家属热泪盈眶，我就觉得医生的职业非常好，能够帮助这么多的人。”

作为一名被无数病人期盼的医生，葛均波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

“每次看到病人在等我，我就想，我长一百双手，工作24小时，也不可能看完所有的病人，可不可以培养更多的人，一样好的医生，给更多的人看病？”履新同济大学副校长后，葛均波分管医学院和医院工作，“现在，我保证每个星期至少有两个全天做手术，因为我希望通过手术带更多的学生，同时，也能在副校长这个位置上引导更多的学生成为好医生。”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不可能有创新”

这位儒雅敦厚的心脏学专家，不仅有着一段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他的业余生活也同样多姿多彩、别有一番人生雅趣……

“少时在山东日照，游泳是我的所爱，夏天的农忙时节，帮着大人忙完了农活，就一头扎到河里去游泳，和小伙伴们一起，什么式样都游，皮肤晒得黝黑，也不知什么叫疲倦。”

在青岛医学院就读时，游泳是必修课，他和同学们不仅经常练游泳，有时还一起打赌玩，大家轮番把双手绑在背后，看谁不沉下去，谁就赢了。他们也经常到青岛海滨游泳场去游泳，从海岸边游到防鲨网，少说也有1000米远，葛均波不用救生圈，游个来回不成问题。长年累月的游泳锻炼确实使他获益不少。如今工作节奏快了，除了手术、搞研究和行政工作，还要带博士生。每天早晨7时以前就到医院上班，晚上离开医院通常也是七八点钟，这使他也不敢奢望把游泳作为自己经常性的运动了。

近来，在紧张的工作压力之下，过度的疲乏有时确实使葛均波有了点透支生命的感觉。怎么办呢？于是，在别人下班后，葛均波却不急着走，往往操起一把秦琴，弹上几曲，《地道战》、《唱支山歌给党听》，来个“孤芳自赏”。前不久，还上电视台去演奏过一次呢。

“话要说回来了，弹奏秦琴是一种放松自我的方式，这是自我减压。”问及何时与秦琴结缘，他答道：“说来话长了，那时还在上初中，正值‘文革’后期，我们学生学唱革命样板戏，在宣传队里不光天天练唱，压腿练功，还练乐器伴奏。当时规定每人都得学一种乐器，我选择了弹秦琴。”音乐是能够陶冶性情、有助于身心健康的，况且“磨刀不误砍柴工”，花点业余时间奏乐，葛均波说：“值!”

“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乐趣。金庸的著作有逻辑性，雅俗共赏。”说起金庸，葛均波真有点眉飞色舞，如数家珍，有时忙里偷闲，在飞机上还读点金庸。本院的一位教师患病住院，葛均波赠送给病人的礼品是一套简装本的金庸作品。他娓娓道出金庸著作的真谛之所在：人，不要争强好斗。“对于我们来说，学术问题一旦走入了死胡同，不如换一种思路与方式去解决。”做事要顺其自然，对名利要看得淡，李白的诗“人生得意须尽欢”说的是一种心态，但不能得意而忘形。人的每一件事情，不会都很顺，也不会都不顺。关键是如何调节好自己的心态。

“科学家并不是天生的。”葛均波说，他认为科学家最基本的素质是对科学的执著和好奇心，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话就不可能有创新。“在青年人当中应该培养好奇心，我现在并不看好考试考得非常好的学生，这些人不一定有创新的能力，反而有好奇心或者是执著的追求的这些人在科研的道路上可能走得更远。”

“成功与荣誉只能说明过去。”多年来，葛均波是怀着一颗勤勉之心与仁爱之心在为千千万万颗被疾病侵扰的“心”解除痛苦而不懈努力着，在今后的日子里，他还将继续不懈地追求新的人生境界和人生智慧。（张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