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3日，星期日，徐大勇带领科研人员到试验田里察看小麦新品种生长状况。 王统庠 摄

徐大勇：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连云港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江苏省委会副主委、连云港市委会主委，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院长。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坐在会议室里，他黝黑的脸庞一看就让人觉得：“这人不是坐办公室的。”他戴上草帽往农田里一站，一看就让人觉得：“这人就是这块地里的。”

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徐大勇。虽然职务很多：九三学社江苏省委会副主委、连云港市政协副主席、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院长……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做“半愚老农”。

因饥饿学农

徐大勇出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原赣榆县（现赣榆区）西部的徐山乡。赣榆东部靠海，西部则是丘陵。与东部的居民可以到海里捕鱼填饱肚子不同，西部的居民只能土里刨食。然而，丘陵地带的土地并不肥沃。那时候，七沟八梁一面坡，旱涝不保收，当地每口人一年若能分到几十斤水稻、一百多斤小麦，就算是好年景了。大多数时候，人们都是以山芋干为主食。饥饿，成了徐大勇儿时挥之不去的阴影。

“生产队里有的人上午下地干完活，中午就出去讨饭了。”当自己有机会选择志愿的时候，徐大勇就决定：学农。

“农村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我不能只考虑自己吃饱，也得想办法让乡亲们吃饱。”徐大勇说。朴素的愿望，让徐大勇坚定地走上学农的路。

品种是农业的根基。所以，徐大勇博士毕业后，又义无反顾选择了水稻育种工作。

在中国从事育种的人，都熟悉两个字：“南繁”。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光热等热带农业资源，海南岛具有发展育种繁殖无可比拟的优势，从1956年第一批科研工作者踏入这片热土从事“南繁”起，迄今已有60余年。60余年来，海南每年吸引数以千计的南繁科研工作者，前来开展育种、制种等农业科研工作，屡屡创下世界水稻单产最高纪录，如今还吸引了非洲、东南亚、南美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前来选育品种。

那时候，从连云港去海南，徐大勇只能坐火车。好在连云港是陇海铁路的东部起点，有一趟火车可以到武汉。到了武汉怎么办？徐大勇摸索出了一条经验：见到南下的火车就上，能到广州最好，到南宁也行，千万不能等。因为要是遇到风浪，在湛江过琼州海峡有时真得等上几天。从连云港到海南，走上一个星期算是快的。

返程也是一样。一次，徐大勇从海南出发，经南宁，挤上了到上海的慢车。从上海转车回连云港时，人潮人海中，徐大勇抱紧两箱繁育成功的种子，自己的包却被挤丢了。

“包里有在海南几个月花销的发票。当时心里很失落，只好用‘好在种子保住了’来自我安慰。没想到过了一周，包居然被寄到我们单位了。大概是因为看到发票上的单位名字了，也不知道是谁寄的。我当时就想，自己要努力做好人、育好种、回报社会。”徐大勇说。

“候鸟”

“徐院长没啥娱乐活动，每次休息时唯一的娱乐就是收看外语频道。”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的驾驶员吴士刚经常和徐大勇一起出差，为了省钱，两人常住一个房间。言语间，他很佩服徐大勇的为人。

收看外语频道是徐大勇从上学时就养成的习惯。对学农的人来说，学外语用处到底有多大？刚开始，徐大勇也感到困惑。然而，性格里不服输的劲头，让他很快找到了目标：有条件时一定要考研。他很快进行了自我调整和定位：一要学好专业课，二要学好外语，三要拓宽知识面。

1986年，江苏省农业系统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举办了一个外语培训班，成绩优秀者将被派往国外学习。在全省招生考试中，徐大勇是全省第三名，苦学多年的英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6年9月，徐大勇接到派他到日本学习的通知。随后，怀着追求新知的渴望，他登上了飞往日本的飞机。

徐大勇出国学习的是啤酒大麦品质育种技术。我国的啤酒大麦育种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由于起步迟、差距大，缺乏先进的分析鉴定手段，就连研究时可参考的资料都很少。而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我国啤酒消费量逐年增加。

徐大勇深知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所以他利用一切时间拼命地学习，不到一个月，就掌握了全套品质分析技术。他的刻苦、认真得到指导老师的由衷赞扬，他回国前，指导老师送了他20多公斤的参考书和科研资料，以及一批育种资源。

1987年3月，徐大勇学习结束回到连云港，并马上参加了连云港市大麦品种改良中心的筹建工作。为尽快收集到育种资源，他到北京、吉林、陕西、浙江等十余个省市的20多家科研单位调研。有一次，他没有买到坐票，在火车上整整站了两天一夜。就这样，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的行程有一万多公里，征集到大麦育种资源400多份，中心成立的第一年就配制了200多个杂交组合。

按常规，一个品种从配组到选育成功要花费七八年时间，为了缩短育种年限，徐大勇和同事们经过周密推算和调研，找到一年育三次的育种方法，即在本地温室配组，4月收获后到吉林种一季，然后冬天到云南昆明再种一季。就这样，工作步伐加快了，但工作强度大大增加了。

从1984年参加工作起，徐大勇就当起了海南和江苏两地之间的“候鸟”。一年四季，他和同事们几乎都在各地间奔忙。

通过几年的努力，徐大勇和同事们选育出的新品系“港啤1号”在省品种区试中，连续两年产量第一，较原来江苏省推广的品种亩产增加20-30公斤，而且品质也大大提高，深受国内啤酒麦芽厂家欢迎。他们选育出的另一个新品种“港啤3号”，也成为江苏省啤酒大麦主体品种。仅这两个品种，在江苏省及周边地区创造的直接经济效益在5亿元以上。

给水稻“治未病”

1995年，研究生毕业的徐大勇又回到连云港，并且选择了更难的目标——水稻育种。

“国家对粮食安全一直特别重视。身为农业科技工作者，肯定得在主粮上有所作为，才能对得起国家的培养。”徐大勇说。

20世纪90年代中期，粳稻条纹叶枯病开始在我国黄淮稻区出现，它被称为“水稻癌症”。徐大勇预测此病在未来几年会大面积暴发，便立即着手“治未病”——培育抗病新品种。

“从那时起，我们每年都会在黄淮平原上奔波，就坐在车上看哪家的水稻长得好，看到好的，就下车去仔细了解，问清楚是什么品种，广泛收集资源。一天跑个一千多公里是常有的事。”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水稻室研究员方兆伟说。

拿到各种资源，徐大勇和团队就回到连云港进行杂交培育。水稻在连云港进行杂交配组后，必须送到海南岛进行加代繁殖，多代后选出稳定的优良单株，这个过程需要6年。

为了加快水稻育种的选育速度，徐大勇和团队每年都要去海南的育种基地工作很长时间。“早年条件有限，我们的试验基地比较偏僻，晚上就住在陵水县农民家里，一间小屋住三四个人，隔道透风的墙就是农民的猪圈，每天夜里猪的叫声就是我们的催眠曲。我们在做杂交培育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每天天一亮就要去田里工作，中午11点到下午2点这段最热的时间里，是一定要在田地里授粉的，中午饭要挨到下午3点以后才能吃，饭是自己做，用的是不干的柴火，我们最常吃的饭是米饭配酱油辣椒。最开始的时候，当地卫生条件也不好，晚饭必须抢在苍蝇‘下班’、蚊子还没‘上班’的时候吃。由于季节原因，有的春节也是在海南南繁基地度过的，不能回家和家人团聚，那时也没有手机，很难与家人联系。”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南繁基地负责人樊宁声说。

正如徐大勇的预测，到了2005年前后，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粳稻种植区，条纹叶枯病大规模蔓延，一般稻田减产20%-30%，严重的达80%，许多农民严重亏损。

幸好徐大勇团队早有准备，利用窗口期培育出了连粳4号、连粳6号、连粳7号等多个抗病粳稻新品种，先后大面积推广。特别是连粳7号，不仅抗病性好，而且产量高，亩产达到800公斤以上，深受种植户欢迎。2011年，徐大勇作为主要完成人的《抗条纹叶枯病高产优质粳稻新品种选育及应用》科研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原来，我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培育出好品种，高产再高产。现在，我们不仅要考虑产量，保障谷物绝对安全，还要考虑品质，适应消费升级。未来，我们还要围绕水稻育种，结合新技术，培育出各种各样的品种，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今年，我想搞一块试验田，争取三年内针对我们的超高产品种研发配套新技术，让稻麦二季亩产达3000斤。”徐大勇说。

大家长

很多人知道，徐大勇常给人做媒。“不都是为了留住人才嘛。”徐大勇笑言。

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水稻室的孙志广博士与海州区妇幼保健所的小徐就是徐大勇介绍认识的。孙志广独自到连云港工作，跟着徐大勇一起整天在试验田里忙活。徐大勇恰好从海州区妇幼保健所的领导那里得知小徐的情况，就有意撮合他们。

双方准备见面时，问题来了：媒人整天泡在试验田里，怎么主持双方见面呢？“那就请小徐到试验田里来见面吧。”徐大勇说。

“相亲怎么也得找个环境优雅一些的地方吧。”边上的同事，面面相觑。

“你看我们这的试验田，不仅有水稻，还有各种蔬菜、花草。就是一个大花园。特别适合相亲。”徐大勇半开玩笑地说。

果然，在大花园里，小徐不仅看到了小孙的工作环境，还看到了以徐大勇为代表的小孙身边的同事朋友，进而认定了小孙。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把试验田当花园，是因为徐大勇深爱这片土地。2008年，玉带河试验田发大水，排水渠遭遇险情。“徐院长和我们一起跑过去，他脱了鞋，卷起裤腿，拿起铁锨，第一个跳到半腰深的水中。”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的驾驶员吴士刚说。

近年来，徐大勇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但是他一有时间就往试验田里跑。“有时候，都有点烦他了。”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水稻室研究员方兆伟笑言，“经常是中午11点多，他在市里开完会了，我们也忙完一上午的工作，准备从试验田里出来了，他来了。怎么办？再一起去田里呗。”

“所以，徐院长车的后备厢里常备雨靴、草帽，还有一根棍子，下地用。”吴士刚说。

试验田里条件有限，一张煎饼卷点菜，常常是徐大勇和同事们的中午饭。团队里有一些博士、硕士是外地来连云港工作的，原本没有吃煎饼的习惯，如今也都被带着吃惯了煎饼，每年去海南都要带上几十公斤，有人因此调侃徐大勇团队为“煎饼团队”，而徐大勇就是大家长。

“半愚老农”

说起徐大勇，屠更好师傅有一点印象很深刻：“周六周日，还有各种假期，总能在试验田里看到徐院长，他有时还把小外孙带到田里。”

屠更好是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雇用的农民，主要负责给试验田修理维护排水沟。由于工作要求，他常在周末到试验田工作。而经常在试验田里的徐大勇，开始与屠师傅是点头之交，见面次数多了，就经常在一起聊天，问问村里的大事小情，也聊聊家长里短。

原本是徐大勇问，屠更好答。终于有一天，屠师傅忍不住了：“看他长得和我们差不多，也不像个领导，我就和他说，你干嘛休息日还在田里转？他和我说：‘我就这一个爱好。’”

2017年7月，试验田里比较忙的时候，徐大勇接连几天都没见到屠师傅的踪影。“老屠呢？”身边人不知道，徐大勇就找屠师傅的同村人打听。

一打听才知道，屠师傅的侄儿突发心脏病，被送到南京做手术去了。屠师傅侄儿的父母早已去世，屠师傅多年来一直关心侄儿，遇到这种大事，自然少不了跑去照顾。

“老屠不容易，家里遇到这么大的事。”徐大勇感叹着。趁着到南京开会的机会，徐大勇找到屠师傅，送去3000元慰问金，屠师傅感动得热泪盈眶。“那天是2017年7月26日。”快4年过去了，屠师傅仍然记着那一天的日期。

不仅是屠师傅，徐大勇身边有很多农民朋友。每到一地，他总会和当地农民聊天，农民们自然很欢迎像他这样的专家。“有农民提出要加徐院长的微信，他从不拒绝。”吴士刚说。

“我把选育出来的种子送给这些农民种，看看他们的反映。同时，还能听听他们聊聊农村的新情况，多了解社情民意。”徐大勇说。

建设黄海粮仓、农资涨价对农民的影响，农村大龄男青年结婚难……徐大勇在政协平台不仅谈论粮食安全、育种科研等专业话题，也经常就“三农”工作中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其中很多想法都来自和农民朋友的日常交流。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徐大勇心中的牵挂。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以来，他提交了《关于加快推进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的建议》《加强涉农产品舆情监控和引导，保护生产者权益》等提案，以及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的建议，呼吁多措并举激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种植积极性，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他多次以社情民意信息的形式呼吁关注疫情期间粮食安全问题，提出加大农业生产投入、适当提高大豆种植面积等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徐大勇坚信，只有将辛勤的汗水洒向脚下的大地，才能为来年的丰收播种满满的希望。他说：“我就是一个‘半愚老农’。”

（王统庠、尹侠工作单位系江苏省连云港市政协机关，寇运书工作单位系江苏省连云港市农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