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古稀之年，经常回想自己的旧事。往事并不如烟，有些事、人，铭印在脑，挥之不散，到底在如此悠悠的“长日”中，“留”下哪些“印痕”呢？

我从小生活充满欢笑，读书玩耍，家庭融洽，经济较丰裕，一般属于中层。但1941年，晴天霹雳，父亲抗日殉难，被暗害街头，从此，家道中落，母亲辛苦工作，拉扯我们兄妹四人（大哥13岁，二哥11岁，我9岁，妹妹7岁）长大，度日如年。但是，母亲仍然注重教育，送我到学费昂贵的教会学校念书。

1940年，父亲殉难前留存的唯一一张全家福。前排左起：大哥（13岁）、作者（9岁）、妹妹（7岁）、二哥（11岁）

1950年，我从清心中学毕业，经过保送考试进入北京燕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外交组学习。第二年，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有中央机关公务员、高校师生等）到广西，前后达九个月，对我人生定位有关键作用，土改中我入团，所谓“火线入团”。回校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我被调到北京政法学院。1953年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学习，专业是法律史。这三年，奠定了我以后教学、科研的基础。人大强调学习原著，看不懂，要一点一点啃，不主张看简介之类的小册子。人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史教研室任教。我循规蹈矩，遵守制度，认真教学，勤奋科研。当时我撰写了《大冒险家哈同》小册子，并不时在报刊上发表“豆腐干”短文，这在当时已很不容易。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袁所长经常表扬我为青年教师表率。但在“文革”中，我牵连了他，他被批为“替牛鬼蛇神树碑”，直到我平反，他才松了一口气。后来袁所长任复旦党委副书记、高级法院副院长，我到高院工作后，经常去探望老领导，也是为了聊表歉意。

1961年我结婚，次年生一女，一家三口，生活安逸、平稳。但好景不长，“文革”风暴来了，我遭迫害，蒙不白冤，从人变成“鬼”。1978年彻底平反，随着中央调整路线，改革开放推行，我也由于整个情势的发展而得到自身发展。1985年，53岁，因福特中美法律教育基金的资助，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进修，系统学习“美国宪法”；回国后，又借调到港澳工委派在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制定香港基本法和研究香港法制工作。这些境内外经历，在我的专业、科研、交往、为人等领域，都开阔了眼界，丰富了思维。这时，我还担任了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委员、政协委员、学术团体等社会工作，参政议政成为我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1991年，我已59岁，担任高级法院副院长；1998年不再担任副院长后，又立即被任命为市政府参事室主任；2000年，又担任复旦新法学院院长，直到2002年不再担任参事室主任，专任法学院院长至今。但还兼任市法学会副会长、市仲裁会副主任、市律师协会专家顾问、九三学社中央法制委员会顾问等社会职务。

2002年，作者于第九届全国政协第五次会议会场

我的五十年，有曲折、有顺当；有低迷、有高潮；有凄凉、有欢乐。如果以青年、中年、壮年、老年划分，这四个时期大体上作一横比，可分为：

青年时期——勤奋工作。在人大学习时，一周除星期六晚略放松外，其他时间都在学习，以各科全优（包括毕业论文）成绩毕业。在华东政法学院、政法研究所作青年教师时，认真工作，严谨做人，深得好评。

中年时期——坎坷之旅。“文革”遭不白之冤，扭曲灵魂达十年之久。不仅扭曲形体，要“主动”承担最累、最苦工作；更痛心的是还要扭曲人格，要时刻提醒自己是“有罪”之人，不能遇人打招呼、不能参加会议、不能发表想法、不能抬头走路、不能表达感情等。揪心、心揪，愁眉锁眼。

壮年时期——转折人生。1978年平反，其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神州大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之，我也发生人生转折，赴美学习，借调香港工作，成为真正对祖国有用的法学专业人士。我感到我还有使不尽的力，做不完的事。

老年时期——忙碌无悔。60岁，一般来说是退休之年，进入老年，应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但我却进入人生“第二春”。高院、参事室、法学院工作接踵而至；还有多项社会兼职。我一天时间分为上午、下午、晚上三段安排。有人劝我：身体要紧，何必如此卖力；有人评为：背着光荣又沉重的十字架超负前进。对此，我只能一笑了之。事业需要我，统战需要我。我的个人力量有限，犹如大海中一滴水，但是，没有一滴滴的水，何来汪洋大海呢？

人总会老，这是不可抗力；但心不能老，心中永远要有阳光、青年。

谨以此自勉之。

李昌道

2004年9月于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