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站上大学讲台，29岁失明，人生舞台大幕逐渐合拢。
阅读和书籍，让我看见生命航行中的灯塔。
黑暗中奋斗，登上哈佛大学演讲台，重回三尺讲台，播撒点点星光。
——杨佳
沐浴在科学的春天
我是个湘妹子。
故乡的山山水水令人难忘。
从我家窗子望去就是岳麓山的美丽景色，从小我就爱跟父母去爬山，一路走来，岳麓书院、爱晚亭、黄兴墓、白鹤泉……
我的童年不仅与一年四季风景如画的岳麓山为邻，更与靠窗的4个竹质的大书架为伴。
1978年，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和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一下子我的同学们都秒变“追星族”，大家争相立志要当科学家。
那年正赶上全国恢复高考，学校让我去试试。我想，试试就试试！
我是穿着一件印着“Spring of Science（科学的春天）”英文花体字的确良衬衫走进大学校园的。
77级、78级的大学生有个特点，年龄悬殊，有30多岁的，也有15岁像我这样的，有兄妹，也有夫妻。
大学毕业前夕同宿舍好友合影（前排中间杨佳）。
这是我国积淀了十年的精英。
当时有个口号“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我们同宿舍7个人，我睡上铺，学校晚上9点钟熄灯，可半夜醒来，发现室内仍有灯光，低头一看，原来下铺的刘京鸣同学头戴一顶矿工帽，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这种精神感染着我，我懂得了什么叫紧迫感和使命感。
大家学习非常自觉。
精读课上，老师讲《镭的发现》，我们早已通读《居里夫人传》；
泛读课讲《呼啸山庄》，我们会把勃朗特三姊妹的书都拿来看；
一次，学的课文是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的小说《根》，大家就争相阅读《飘》《汤姆叔叔的小屋》。
看了电影《雾都孤儿》，大家又纷纷阅读狄更斯的原著及《艰难时世》《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
19岁的我站在大学讲台上，教英语系二年级精读课，台上台下，年龄相仿。
后来，又考上了中国科学院大学，当年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毕业后，我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英语培训中心任教，也是该中心第一位教英语写作的中方教员，由于教学效果好，美国主任保拉·沙布亚克让我连教了8个学期。
暴雨洗劫的夏天
可偏偏这个时候，我的世界朦胧起来。
先是上课时读课文读错行，后来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合拢……
原来我患了一种罕见病，视力不断下降，失明将不可逆转。
医生把诊断结果告诉了父亲，父亲一夜白头。
周末和假期，我不再去图书馆了，而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奔走在求医问药的路上。
西医、中医、针灸，就连最痛苦的球后注射，都尝试了，都无济于事。
当新办好的国家图书馆的借阅证递到手中，我已经看不清自己的照片了……
终于，一个早晨，我睁开眼睛，迎接我的是一片漆黑。
那一年，我29岁。
适应黑暗的过程是一种煎熬。多少次，我习惯性地拉开窗帘，“天，怎么老不亮啊！”
宗璞在《告别阅读》中的那种痛心疾首，此刻，我感同身受。
然而，我坚信人类当“告别武器”，但绝不可告别阅读。
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
不能写字，我就学盲文。可30岁的我，盲校不收，只好通过电话向老师请教。
原以为盲文是一种世界通用语，其实不然。
“中国盲文之父”黄乃先生一人就发明了两种汉语盲文，世界上的盲文多种多样。以手指摸代替眼睛看，实在太难了。
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多小时，就是不解其义。
我有一个梦，我还想教书。可重返讲台谈何容易。
第一关就是行路难。
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爸爸给你当拐杖”。就这样，年复一年，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臂，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风雨无阻。
我还想写书，开始尝试电脑语音软件，苦战数月，书一本本出版，我又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
从未悲秋
在人生最绚丽、最张扬的迸发时刻，无暇沉溺感伤，唯有不负韶华，砥砺前行。
新世纪，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提出的“亚洲一流、国际知名”目标感召下，我又萌生了一个念头：我还想读书！
我考上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哈佛学生阅读量非常大，每次课老师布置的阅读总不下500页，同学们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就更不够了。
因为我必须先通过扫描仪把资料一页页扫进电脑，再通过读屏软件把内容读出来。
这样一来，时间全没了，只能拼速度了。
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单词，提速到每分钟近400个，声音全都变了调。
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作业、写不完的 paper，还要参加许许多多的学术活动……几乎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
最终，我不仅完成了学习任务，还超出学校规定，多学了3门课，成为哈佛大学建校以来首位获MPA学位的盲人学生。
哈佛学成归国第2天，北京申奥成功，年底中国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种大环境下，在我的导师李佩先生和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在中国首创《经济全球化》《沟通艺术》课程，将哈佛MPA课程本土化。
课程放到网上，创下了中科院研究生院“空中课堂”点击量第一的纪录。我讲授的课程被评为“优秀课程”。
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专家顾问期间，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制定了“NP3S”专业服务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
我的经历表明，书不但可以看，还可以听、可以触摸。
狂歌一冬
失明让我懂得，人最怕失去方向感。也赐予我一大命题，当人生到了至暗的时刻，应怎样超越，怎样逆袭？
独处之时，思绪纷至沓来，我时常想起导师李佩和她的丈夫“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想起父辈们的创业之路。
为了制造原子弹，当年我父亲也曾与莫斯科大学专家在全国各地寻找铀矿，条件十分艰苦，没有任何防护设施，只有一件雨衣。
于无路之地蹚出一条路，于无望之际用性命呵护希望之火，他们为之奉献的“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硬实力”，维护了世界和平，从此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爱在天际。
如今，以李佩、郭永怀先生命名的星星在闪耀，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做“留得残荷听雨声”，而做“映日荷花别样红”！
阅读让我与历史先贤和广阔天地对话，让我看见指引生命航程的灯塔，指引着我去追求、去奋斗、去活出人生的意义。
书籍是思想的海洋，装载着人类文明，让人觉醒，让人类的悲喜相通，围堵着的人心在阅读中奔涌而成江河，深不可测的岁月在先哲的回声中演奏着命运交响曲。
2008年11月，我在联合国总部纽约接受CRI驻联合国站记者沈汀的采访，由此与这位CRI品牌栏目《美文阅读》（More to Read）主持人建立友谊并成为其忠实听众。
他的读书标准是“宁缺毋滥”，“一旦读到自己觉得没太大价值的书，建议尽快放弃，另觅好书。毕竟时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
杨佳在联合国总部门前。
哈佛同学余际庭也给出三点忠告，“读跨界的书、纸质的书、经典的书。”
理由是一个人要健全其精神，首先要读跨界的书。
学文科的，应该读一些科普书籍；学理工的，应该读一些人文类书籍。无论什么学科背景，都应该读一些历史、哲学类书籍。
其次，要读一些纸质书。我们每天通过手机，获得大量碎片化的知识。长此以往，容易浮躁，满足于快餐式阅读，导致思辨能力下降。
读纸质书，不仅可以让人获得系统化的知识，还会令人内心宁静。
第三，要多读经典。经典是人类精神的巅峰。
读经典，就是让自己站在人类思想和精神的巅峰，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精神世界，提高思辨能力，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也可以塑造个人气质，令人终身受益。
中国科学院大学创始人严济慈先生在《法兰西情书》中说，读一本书，应掌握其精髓，联系实际，反复应用，熟则生巧。
他敦促大家多去图书馆，博览群书，用时能信手拈来。
在人际交往和阅读中，我的阅读观也日益明晰：读书使人充实，阅读塑造灵魂，阅读传递真善美。阅读使人类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阅读让人类眼界大开，拥抱世界。
阅读让我们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阅读让我们读懂自己，读懂人生，读懂祖国……
阅读之乐犹如巴金《海上日出》中的描写，“这时候，不仅是太阳、云和海水，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就是图书馆。
世界是一本书，祖国是一本书，每个人都是一本书。
读懂这些书，绝非易事，需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生命。
因此，不朽的不是书，而是读书人。
在遭遇人生危机和面临世界风云突变之时，化解危机最终还要靠人类自己。读者万岁！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杨佳，《中国科学报》记者卜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