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副业”搞得闻名全国的药学家，陈兰英算一个。北京协和医院“镇院之宝”“小药”硅霜就是陈兰英的“作品”。但鲜有人知，这个著名的院内制剂的背后，是陈兰英为我国医院药学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1921年，陈兰英出生于四川宜宾的一个中医世家。在家庭的熏陶下，1940年，陈兰英考入四川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制药系。

刚到成都时，还未赶赴考场，陈兰英就先遭遇了成都被日军轰炸。虽然惊恐万分，但是当她看到缺医少药的伤员，又想起洋诊所外一药难求的乡亲，便打消了逃回家的念头，不但顶着炮火坚持完成学业，毕业后还主动投入军医署的工作。

1948年4月，北京协和医院战后复院，陈兰英由齐鲁大学药学系主任、著名药学家，也是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创始人薛愚介绍，到北京协和医院药房任药师，时年27岁。

北京协和医院从管理到技术都参照美国霍普金斯医院，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极为先进的。在这里，陈兰英很快便切身体会到医院建制的重要性。在这里，陈兰英把全部热情与才华献给了中国药学事业，影响了一个学科、几代人才的发展。

1950年，陈兰英升任药剂科主任，成为北京协和医院史上最年轻的科主任。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范围内都存在药品规格和剂型不全、供不应求的问题，尤其是许多药典中收载的方剂，需要临时进行混合、称量、分包、装袋、书写服用说明并检查后发出，液体药也要临时配制。因此这一阶段，药剂科的主要业务就是按方调配。

即使是最基本的按方调配工作，在陈兰英接手时也是压力巨大的。当时科内只有员工十余人，设备不齐、建制不全，要支持这么多临床科室和病房的用药，压力可想而知。于是，在丈夫王鸿辰的支持下，陈兰英把家搬到了距协和医院仅百米的一座小院里，守着协和医院，即使是深夜，只要门铃一响，外面的人说一声“医院找您”，陈兰英起身就走，随叫随到。邻居说，陈主任进出，永远是一路小跑，从未见她悠闲漫步。

就这样“一路小跑着”，陈兰英开始在协和医院着手展开我国医院药剂科的模式改革。

模式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明确药剂科在医院药学事业中的地位和功能。长期以来，药剂科被边缘化为替医院买药、配药、发药的服务窗口，薛愚早就提出过药剂科的重要性，以及轻视药学工作将造成的巨大危害。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陈兰英更加坚定了把协和医院药剂科开拓成为一个集临床医疗、科研和教学三大功能的前沿阵地的决心。

调剂是药剂科的基础，调剂室的药品配发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医疗效果和病人的生命健康。陈兰英重新制定了科学严谨的科室制度，使协和药剂科发药的错误率骤降——这个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上就包括了调剂、质检、药事管理、职业道德建设等现代药学的细分学科。

仅仅依靠调剂室按照配方调剂是无法满足患者需求的，因此出现了协定处方配药——由医师开具协定处方，药师按协定处方规定预先配制、分包、装袋——这就是制剂室的主要工作。制剂室主要生产那些用量少、稳定性差、效期短、利润率低但疗效确切，以及市场上没有供应的药品种类，同时还肩负对一些剂型进行工艺改良的任务，以弥补药厂在临床需求上的一些空白，陈兰英的那些著名院内制剂，都是来自制剂室与临床科室的默契配合。

煤焦油，是皮肤科常用制剂的主要原料之一，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禁运煤焦油，直接导致大量皮肤病患者面临断药。陈兰英便和皮肤科主任李洪迥合作，搜集厂矿生产煤气所余的煤焦油，研究出蒸馏、分馏、筛选、测定等优化工艺，得到了较为满意的医用煤焦油。临床对比发现，用他们自主研发的提取工艺生产的国产煤焦油，完全能够达到与进口产品相同的效果。以这些国产煤焦油为原料，陈兰英配制出了多种洗剂和软膏制剂，解了病人的燃眉之急。该研究填补了我国皮肤科用药研发的一项空白，以陈兰英和李洪迥共同名义发表在《中华皮肤科杂志》上，也成为我国医院药学模式的一个成功经验。

陈兰英还带领急诊药房自录各科药品资料和药物中毒急救手册，提供给临床医师作为临床用药指导，药剂科编写印发的《临床常用药物资料》月刊在各临床科室都大受欢迎，直至“文革”时期才被迫停刊。

根据20世纪80年代对临床药学的研究，陈兰英的这些工作都属于对临床药学的探索实践。

作为药剂科主任，从发药、制剂、采购、贮藏到人员安排、设备卫生，陈兰英事无巨细样样操心，同时陈兰英还在中国药学会、药学杂志、九三学社、北京市妇联等处担任多项专业和社会职务，忙碌程度可想而知。陈兰英把所有节假日都用在科研上，每年一个月的假期，陈兰英一次也没有休过。

正当工作热火朝天之际，1957年，陈兰英被打成右派。

当时，薛愚不仅在北京医学院任教授，同时也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整风运动中，薛愚认为药学工作者有义务为“重医轻药”的不良现状振臂疾呼，让药学这一战略产业在我国得到健康发展的空间。于是薛愚不仅在北医尽力争取，在各个场合积极阐述观点，同时也让陈兰英在协和医院组织药剂科主任座谈会，听取一线工作者的意见。陈兰英从一线经验出发，十分认同薛愚的观点，因此在座谈会上实事求是地提出了“重医轻药”的问题。谁知不久，薛愚被打成北医“四大右派”之一，而陈兰英也被扣上了“为大右派提供炮弹”的罪名，也成了“右派”。

陈兰英当即被停职反省，免去职务，从基层做起。但陈兰英并没有因此而颓丧，而是兢兢业业地每天在门诊药房发药，站在窗口呼喊患者姓名，核对人名、药名、药价、收据，再向病人逐一叮嘱服法用量。如此繁琐枯燥的工作，陈兰英一天要重复上千遍，不仅终年不出差错，还顺便替其他各环节把关纠错。

由于窗口工作接触人员复杂，加上工作繁重，不久陈兰英患上肺结核和肝炎。为了避免陈兰英在窗口与病人接触引起更复杂的传染，她又被调入制剂室。在制剂室，几十斤的药品，陈兰英自己搬上搬下，还能抽出时间为临床医师和病人答疑解惑。虽然是被“下放”到制剂室，但陈兰英充分利用条件和机会，理论联系实际，反而作出了许多成果。

一次，外院转来一名久治不愈的中耳炎病人，耳科医生找到陈兰英想办法。当时许多原料都紧张，但陈兰英发现库房存有大量新霉素，她便利用这些新霉素设计了新混液滴耳剂，病人用后迅速痊愈，于是医院进行了推广使用。利用新霉素，陈兰英还设计了“新麻滴鼻液”，因为疗效显著，沿用至今。

妇科常用磺胺噻唑散剂治疗阴道炎，费时费事，往往需要别人协助使用，病人苦不堪言。陈兰英研究了许多国外的先进技术，研制出磺胺噻唑阴道发泡片新剂型。这种新剂型不仅填补了妇科用药的空白，后来更由于使用方便，得到药厂批量生产。

此外，制剂室给内科研制的镇咳特效药“咳四”，给呼吸科研制的抗感5号，给消化内科研制的七味散片，给乳腺外科研制的乳核平，给肾内科研制的复方三黄片等新型院内制剂，几乎都是陈兰英研制的。日积月累，这一时期协和医院的院内制剂竟然增至500种之多，尤其是皮肤科和儿科，90%的制剂由制剂室提供，并受到临床医师和患者的好评。[1]

1978年，当陈兰英接到平反文件时，她已经戴着“右派”帽子在一线岗位干了22年。陈兰英激动地哭了，她郑重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并于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仅让临床医师和患者满意，陈兰英还能够结合临床需求帮助药厂解决难题。

一次，药厂慕名找到协和医院，希望请陈兰英帮助解决药厂九氟长期积压的难题。陈兰英研究了一段时间发现，九氟当时已被国外开发为外用甾体类激素用来治疗皮炎。皮肤科一直是陈兰英的主要服务对象，神经性皮炎和顽固性瘙痒都是长期折磨病人的顽疾，由于缺乏特效药，病人痛苦不堪，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陈兰英想，如果能利用九氟研发出新药，不仅能为药厂解决实际问题，更将是患者的福音。

但九氟距离临床，还差一个理想溶媒。陈兰英专为九氟开发的二甲基亚砜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二甲基亚砜具有溶解性和渗透性强而毒性低的特点，研制成功后，被用来制成了氟万、松万、新万等新制剂，被称为“万能溶媒”。陈兰英的这一研究成果，既为皮肤病患者提供了多种特效药选择，也为药厂解决了原料积压问题，还为药剂学科填补了一项空白。

在陈兰英研制的许多新制剂中，最受欢迎的，当属硅霜。硅霜对小儿尿湿疹有很好的防护作用，并且在-70℃到200℃之间都非常稳定，50年来在全国家长中间口耳相传；由于硅霜保湿、抗冻裂效果显著，还成为南极科考队的指定护肤品。硅霜作为协和医院的院内制剂，其实只是一种“小药”，但是疗效显著，从放疗、化疗病人的褥疮、瘙痒等皮肤病的防治，到劳动保护和婴幼儿皮肤皲裂、过敏，甚至护肤美容化妆等领域均有很好的效果，自面世以来，常常一药难求，甚至被北京协和医院作为品牌产品建厂生产，将广告印在门诊病历的封底。

硅霜的研发初衷，也是为药厂解决实际困难的。

20世纪70年代初，化工厂请陈兰英为厂里生产的军用二甲基硅油（简称硅油）寻找向民用转型的出路。陈兰英发现，硅油可算是近代发展最快的有机硅材料，在国外已被广泛用于防护、润滑、抗皲裂等药物和化妆品中。但问题是，硅油很难乳化，必须在国内解决乳化剂原料问题，才有可能使其发挥疗效，进行民用转型。于是陈兰英从查阅外文资料开始，三次奔赴天津助剂厂，取回几十种样品，分组成对试验其与硅油的乳化性能。经反复试验、比较，陈兰英用了一年时间，研制出硅霜，一战成名。而她并没有止步于此，继续用硅油研制成的硅乳，解决了进口胃镜所需消泡剂问题，填补了又一空白。[2]

陈兰英带领药剂科所做的这些工作，使许多临床科室都从中受益。协和医院有多个临床学科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当时，一些必需药品的匮乏却成了这些学科发展的限速环节。药剂科为肠外营养项目研制了高张糖、微量元素等制剂，很好地支持了我国临床营养学科的发展。钙磷代谢紊乱是一种少见的内分泌疾病，患者需要复方磷酸盐，药剂科以指定标准定点生产的方式解决了此药的供应问题，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此外，陈兰英还建立了血液浓度监测室。在国内最早一批引进药物浓度监测仪，先后开展了环孢素、庆大霉素、地高辛、甲氨蝶呤等血药浓度测定，通过检测结果分析提出用药剂量调整建议，有些项目后来成为临床常规检测项目。陈兰英建立的实验室也是国内较早运用高效液相色谱方法，进行临床药物动力学研究和生物利用度研究的，1996年开始延伸到上市药品的药剂学质量评价研究，为医院药品遴选、质量控制提供了重要科学根据。

1981年，卫生部在《医院药剂工作条例》中提出要结合临床积极开展临床药学科研工作，协调全院计划用药和科学管理，建议医院可根据自身条件组建药事管理委员会，审定监督医院用药计划；研究解决医院医疗用药重大问题及负责指导、检查医师合理用药。1984年，北京协和医院在国内率先成立“药事委员会”，采用专家论证方式决定药品的遴选和进出。协和医院药剂科为委员会提供了专业的权威药品信息，并进行多项药品质量比较研究和文献调研，为各学科专家科学研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3]1987年起，北京协和医院在国内首先探索了药师参与临床查房的模式，后因种种原因中断。但随着国家对临床药师的需求和法规的逐步要求，至2000年，协和医院恢复药师参与部分临床科室查房的制度，并由药师对出院患者进行出院带药的用药教育，为全国医院药事服务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1978年，刚刚平反的陈兰英打破惯常的沉默低调，跑遍全国，奋力疾呼，用自己的专业能力阻止了一场可能损害广大人民健康的全国性灾难。

早在1971年初，陈兰英加入医疗队下到江西星子县时，曾被分配到县药厂。这期间，陈兰英发现乡县药厂都在自行生产静脉点滴所用的大输液。当时，药品的生产和使用也十分混乱：有生产单位主张大输液免查澄明度；有使用人员把病人输液后出现发抖等热源反应称赞成是药效大；有基层干部把“打吊针”当作政治待遇；有非法商贩将医疗废品拿到车站来卖……

药品滥造滥用，可能会极大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于是1978年陈兰英回京后，第一时间便在北京协和医院全院学术会议上作了题为“大输液污染的危害及其有关用药问题”的报告。她在报告中说，大输液被微粒污染，微粒在体内循环，堵塞在毛细血管里，因此致盲、致残、致伤，甚至癌变、致死者无数，这些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的。为了人民健康，必须设立大输液质量和用药规范，并确立其他一般药物“能外用不口服；能口服不注射；能皮、肌注射不静注；能静注不静滴”的用药原则。

1978年10月，化学工业部主办“全国大输液生产质量会议”，再次邀请陈兰英以“大输液”为题作报告。陈兰英的报告产生了极为热烈的反响，与会代表一致要求印发讲稿以便带回本地传达。于是大会提供的3部打字机同时不间断地工作了6天，才将讲稿印制出来分发给代表们。代表们回到本地后，立即传达印发陈兰英的讲稿，引起当地卫生部门和机构的极大重视，于是也纷纷邀请陈兰英去作报告。

当时已经有许多地方卫生行政单位和医院陷入大输液引起的医疗纠纷中，临床医师急需大输液的科学用药指导，陈兰英的报告恰逢其时。于是，陈兰英马不停蹄跑了九省十八市进行宣讲，每到一地，反复宣讲并印发资料。贵阳市卫生局租用电影院三天，从市到县的医务人员都来听讲，每场听众都有上千人；在北京，更在各院校、区县、药政处、药检所连讲十场。陈兰英未能去到的省市，当地便派人借去她的幻灯片和讲稿，一时间陈兰英的讲稿和录音在全国巡回传播。

一年的巡回宣讲，犹如一场及时雨，浇灭了一场滥用大输液的潜在灾难。两年内，全国各地生产单位纷纷提高质量加强管理，采用微孔滤膜、终端过滤器等方式降低风险。

这场“战役”虽然取得了全面胜利，但也提醒了陈兰英：仅在医院尽一己之职，是远不足以保障人民健康的，必须要把药学的重点从“药”转到“人”上，必须改造旧学科，创造新学科。

临床药学，是以病人为对象，以提高临床用药质量为目的，以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为核心，研究和实践药物临床合理应用方法的综合性应用技术学科。随着新药数量的增加，药疗失误率增加，病人住院日延长，费用也大大增高。除滥用大输液的典型案例以外，其他药品滥用和中毒的案例也与日俱增。让药师直接参与临床用药，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用药合理性、降低毒副作用，从而提高临床药物治疗水平，保护患者用药安全，这也正是临床药学产生的背景。

但药学长期不受重视，即使是医疗卫生系统里，也有不少人认为，药剂师不过是大瓶分小瓶，如同卖酱油一般的工作。这种成见也更加导致了药学专业招生困难，加剧了临床前线缺乏药师的情况。同时，“文革”导致的高校工作停顿，使得这种情况继续恶化。1979年陈兰英平反重新担任药剂科主任时，协和医院药剂科人员编制仅占医疗人员的4.8%，比规定的8%低了将近一半，并且专业素质也偏低。[4]

陈兰英当机立断，主持送药剂科仅有的两名大学毕业生分别去北京医学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脱产进修一年，重点学习药理和仪器分析。她说：“我一辈子最苦的就是学不够用，要在实践中独自摸索。我希望年轻的一代不再受这个苦。”

培养两位大学生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同年，陈兰英又开始在院内主办“中级药剂人员培训班”，一期三年，共办两期，培养了29名专业人员，结业后全部留协和医院药剂科工作。也是这一年起，陈兰英开始招收研究生，首开我国药剂科主任带研究生的先河，把药剂科开拓为药学教育和科研的前沿阵地，使协和医院药剂科成为我国临床药学教育的“发源地”。

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率先探索临床药学，而在我国则是80年代由陈兰英参与推动创建的。按照陈兰英的设想，先在协和医院创办全国临床药学学习班，每期一年，为协和医科大学和北京医学院正式开办临床药学系积累经验。但当时，医院办学在我国还没有先例，为此，陈兰英上下奔走，反复申述办学的重要性。终于，陈兰英得到了院长批准，但经费设施等一切仍需要自理。

没有师资，陈兰英就自己四处求贤请来教授专家；没有设施，陈兰英就自己作内部改建，腾空库房改装为教室。自1979年以来，陈兰英在药剂科内先后筹建了情报资料室、实验室、制剂楼，菌检室，使临床药学教育有了教学设备和基地。

1984年，第一期全国临床药学学习班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学了。在参考伊利诺伊州临床药学院研究生课程设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设计了一年制临床药学课程，内容包括生物药剂、药物动力学、疾病的药疗、病理生理、诊断学、毒理学、TDM和新药进展等19个科目，加上实验和病房实习，全年700多个学时——相当于把美国研究生两年的课程压缩在一年中完成。

授课师资包括陈兰英邀请的北京医科大学药学系、协和医科大学教授和北京协和医院临床各科专家73人。另外，1985年陈兰英应邀去美国考察临床药学时，还建立了协和医院药剂科与美国药学院的长期合作关系，先后请来美国伊利诺伊州临床药学院专家教授10人次（包括两名院长）来华讲学。他们不但义务授课，甚至自筹旅费。他们还对查房、会诊中遇到的用药问题提出建议，使各科室医师也进一步了解临床药学和本科室的密切关系。

临床药学课程的设立，不仅在药师中大受欢迎，还受到了临床医师的热烈欢迎——除正式学员外，本院临床各科医师和研究生、中国医学科学院及北京市卫生局情报所的人员也自愿前来听课。不少医师主动要求与学员合作，共同协商给药方案、联名发表科研文章。有的科室专门邀请临床药学的学员来科室内讲解合理用药和药代动力学。急诊室和抢救病房更是临床药学的前沿阵地，实习学员为临床医生讲有关氨茶碱、利多卡因的应用，并在跟随查房中提供临床咨询，甚至参与抢救，作毒物分析。

外地学员结业回到当地，马上又开课程、办刊物，把这一新学科裂变式地传播开来。临床药学以惊人的速度辐射全国。很多学员表示，是这个课程让自己从“发药工人”成为“临床药师”。他们将所学知识迅速投入到临床用药的指导中去，挽救了很多病人的生命。

从1984年到1989年，陈兰英共主办了5期全国临床药学学习班，培训了全国21个省、2个直辖市共150余位学员。鉴于全国临床药学学习班的巨大影响和卓越成绩，卫生部于1988年正式批文委托北京协和医院继续开办下去。

陈兰英能够顺利推动临床药学教育在我国的发展，是因为她敏锐地看到医院药学部门虽然增加了临床药学的职能，但“以药品为中心”的工作模式，使得医院药剂部门工作职能仍集中在药品采购、调剂、制剂上，未能关注到药师参加临床查房、制订个体化用药方案、控制药物滥用、书写药历、报告药品不良反应、药物咨询等临床药学工作的重要性，因此陈兰英率先提出了至今看来也极为先进的“从药到医”的药事服务理念。

2006年，教育部决定在高等学校药学院系设置“临床药学专业”，为医院培养临床药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于2009年9月批准设置“临床药学专业研究生学位”，定为应用型专业学位。

今天，正如陈兰英所设想的那样，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已经成为集临床服务、科研、教学和管理为一体的服务于全院的平台科室，不仅负责全院医疗、教学、科研用药和实验试剂的供应，药品调剂制剂及临床用药服务工作，还承担了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大中专生的教学以及住院药师、临床药师培训基地等教学任务，同时密切结合临床开展药剂学、临床药学、临床药代动力学、药学信息及计算机应用等领域的研究工作，真正发展成为结构完整的医教研一体型科室。

并且，大量事实也已经证明，由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加强处方审核、参与临床用药，极大地促进了ADR预防和药物治疗质量的提高。医院药学部门的工作由单纯供应型向技术服务与管理型转变，药学服务逐渐走上舞台。医院药师回归本位，药师开始成为临床治疗团队中的一员，为患者制订用药方案，直接参与门诊处方和住院医嘱的审核与点评工作，有效减少不合理处方的发生；一些医院已经开设药学门诊，为患者提供精准用药等药学服务，我国现代医院药学发展正稳步向前。

陈兰英的爱人王鸿辰也是我国著名药剂学家、药学教育家，同时也是较早在我国推动临床药学发展的药学家之一。他发表过许多学术文章，推动了我国药学教育发展，又在剂型研究领域建树颇丰，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和声望。当时，夫妻二人经常一同参加药学会议，就各自领域进展作报告，夫妇唱随。

王鸿辰1921年生于河北，1942年考取南京中央大学及山东齐鲁大学，就读齐鲁大学医学院，后改读药学系，1946年毕业。

1937年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内迁华西坝，形成了大师云集、精英荟萃、“五大学”联合办学的盛况。琅琅书声，回应了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华西坝延续着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根脉。在华西坝上，齐鲁大学与华西协合大学组建了联合医院，救死扶伤，共赴国难，两校师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其中也包括华西的陈兰英和齐鲁的王鸿辰。

1939年到1944年间，薛愚在华西坝上的齐鲁大学任药学系主任，在“华西坝联大”广开课程，与两位年轻的药学人在此结下缘分，后来王鸿辰夫妇均由薛愚介绍加入九三学社，薛愚在京创立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并担任主任委员，陈兰英还曾任九三学社医科院委员会副主委。

1946年，薛愚任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教授，讲授有机化学、药物化学，一年后担任药学系主任兼药厂厂长。

1947年，追随着薛愚的脚步，王鸿辰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而陈兰英也由薛愚推荐，在六公里外的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师生三人各自为药学教育事业奋斗着。

1985年，王鸿辰在《临床药学——药师业务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临床药学是一门新兴边缘学科，从业务角度讲，它反映药师在医疗保健工作中更多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也反映出临床由医药分立转向医药密切结合的趋向。1989年，王鸿辰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芝加哥药学院邀请任访问学者，不仅将国外先进经验带回国，也一直为我国药学教育和药剂科一线工作积极发声，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

2013年，王鸿辰去世。遵照他的遗嘱，遗体捐献给北京协和医学院供教学研究，王鸿辰为自己奋斗了一生的事业作出了最后的贡献。而陈兰英依然在为中国药学事业发展孜孜以求。2016年，陈兰英去世。就在去世前两年，她还依然惦念着我国医院药学事业发展，她对后辈们说，“现在工作的自动化节省了药师配药的时间，但我们要把节省出的时间用在病人身上，要在工作中多思考病人需要什么，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