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1日，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王汝芳出席了第11届数字金融大会并发表了主题“数字金融的三大革命：认知革命、交易革命和决策革命”的演讲。他指出，随着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不断嵌入与拓展，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在金融领域的映射，正在经历认知革命、交易革命和决策革命。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 王汝芳
*发言内容 （以下内容根据现场速记整理）
当前，随着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不断嵌入与拓展，传统生产方式正向智能化方式跃迁，人类生活从单一的物理空间向虚实同构的双重空间蔓延，新的治理体系正在形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正在深度重塑。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在金融领域的映射，适应数据要素 化要求，利用好数字技术，是金融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和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伴随着发展的不断深入，数字金融正在经历认知革命、交易革命和决策革命，这为数字金融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也对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01认知革命
一是机器智能运用。
人类第一次认知革命，是智人思维和沟通新方式的出现，想象力和演绎推理助推智人统治了世界。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二次认知革命，进入了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并存的时代，一切事物都是数据，一切行为都是算法，“数据+算法”构造了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新方法。它将不断颠覆我们对世界的原有认知，彻底打破我们以往所固有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
新的认知方式下，数字金融不仅是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更是生产关系的深刻改良，是金融系统和数字系统的联合设计、联合创新、联合优化。金融机构也将从金融服务机构转变为全场景服务平台，通过便捷链接，借助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与客户建立起一种“强关系”，24小时在线，了解、预测、满足客户金融需求。
二是价值体系重塑。
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意味着财富和权利，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工业经济时代，更多的财富、自由表现为资本。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了重要生产要素和全新生产力，数据意味着话语权和影响力，价值的载体和评价体系也随之变化。
数据实现了资产化，可以鉴权和确权，能够流转和通过交易来定价。各种传统金融资产、非金融资产、半金融资产或类金融资产的数字化，为很多传统意义上不属于金融资产的资产打开了大门。这些传统上一直处于沉睡状态的非金融资产和半金融资产一旦被激活将迸发出勃勃生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不竭动力。
三是风险管理理论重构。
“数据+算法”在构造我们认识世界新方法时，“码治”也逐渐代替“人治”，金融风险中的信用风险和部分操作风险等也转化为相对更为可测可控的技术风险，这就需要我们重构金融风险管理理论与方法，凝练出人类智慧和人工智能融合协同的风险预警和风险管理新范式。
这就要求数字金融的设计者和开发者，应遵守全新公约和守则，确保金融业务、模式、产品、流程被设计开发之时就自带完善的风控合规，符合科技伦理规范。
02交易革命
一是实现了无信任交易。
如果说互联网传输的是信息和数据的话，那么，区块链传输的则是信任和价值。通过将共识、契约、法规、制度、流程等写入智能合约代码令公众遵行，系统架构者可利用区块链的信任机制根据特定价值需求设定数字金融产品，并不断优化目标。
区块链内嵌信任和信用机制将人类信用转换为算法信用、机器信用和技术信用，也将人类经济活动风险转换为科技伦理风险和技术风险。原先需要人际信任或借助第三方中介增信才能进行的交易，技术上完全可以在两个从未谋面、完全无信任基础、相隔十万八千里的陌生人之间进行。
二是实现了链接变革。
数字时代，消除了过去距离、时间和语言对人类行为的限制，广泛地建立链接已经成为各类平台常态化联系的主要切入点。通过搭建场景，建立门户，开放接口等数字化手段，使低成本批量、快速获客，精准价值交付，并抢占市场得以完美实现。
数字金融也通过业务线上化、经营智能化和渠道的全面创新，使金融服务摆脱对原来金融实体网点的依赖，以强可达性使服务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极致突破。
三是实现了普惠金融。
传统方式下，大型金融机构很难大规模开展小额贷款服务。原因很简单，既便是为小客户提供几万块钱的融资服务，尽职调查成本也很高，利润难以覆盖成本。
通过数字技术和生物识别技术，金融服务可触达乡村偏远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并便捷地为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大科技平台具备的长尾效应，可在同时为巨量客户服务时，使得边际成本还很低。通过大数据和长尾效应控制边际成本，数字金融使得给小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不但可能，而且有利可图。
03决策革命
一是决策体系变革。
过去，传统金融做决策是基于经验，而数字金融以数据自动流动和智能算法化解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通过构建基于客户洞察的决策体系，决策的模式和链路都将发生巨大变化。通过不断挖掘、汇聚、分析客户数据，基于“数据+算法”构建一套新的决策机制，以替代传统的经验决策，决策将更加高效、科学、精准、及时。
互联网环境下“海量”的客户信息，与金融机构掌握的“小量”客户信息进行碰撞，无疑会对未来金融服务模式的“产业再造”产生重大冲击。
二是决策基础优化。
通过海量维度的数据收集，将客户置于社交、购物等各类场景中，既有利于判断客户行为的真实性，又容易实现过程跟踪，精确了解每一个客户。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构建现实经济系统和数字孪生经济体交互映射、实时反馈、决策优化的数字孪生体系，利用数字世界的快速迭代，可构造数字金融决策优化机制。
三是组织决策机制演进。
技术是双刃剑。传播的无边界和敏捷性，也让我们处于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常态的低频决策机制适应不了突发事件多发所带来的高频决策需求，这就需要数字时代组织决策机制要适应从相对确定性的低频决策走向不确定性高频决策。
从相对确定性的低频决策走向不确定性高频决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需要数字金融机构构建一个组织高频、多中心、短链路的决策机制，以适应高频决策需要。
当然数字金融在坚持赋能赋权双轮驱动的同时，也要统筹好三对关系。
一要坚持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
数字经济是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经济形态。数字技术在提升信息传输速度、降低数据处理和交易成本、精确配置资源等方面具独特优势。这就使得数字金融既可以提高效率，精准支持国之大者；又可以体现公平，大面积开展普惠金融。
当然，这不是自然就可实现的。如果AI系统在前期的“学习训练”数据中带有一些偏见（比如性别、种族或其他因素），那么这个系统可能会“学会”这些偏见来做出不公平的贷款决策。这将不利于消费者保护。
二要坚持发展与安全更加统一。
庞大的人口规模与通信技术相结合，产生了人类发展历史罕见的新型社交网络结构，“微干预”和“回音壁”现象，容易导致不可控的集体行为产生，并带来了鲜为人知的功能性后果。
很多业内人士也担心，如果监管机构不迅速控制人工智能的风险，在未来若干年内该技术“几乎不可避免的”引发金融危机。数字金融及监管机构都要高度重视伴随新技术出现的潜在风险，进行更加灵活的组织再造，形成扁平化、高度弹性的组织应对架构，建立科学的扁平化、快速响应的风险管控和蔓延阻断机制，实时防范并及化解重大风险隐患。
三要坚持竞争与协同更加统一。
金融企业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信用、杠杆、风险，要把握好这三个环节的度，特别是大平台公司或行业性的风险，须要所有参与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从这个意义讲，数字金融机构之间要从过去单一的竞争思维转变到利他取势的竞合思维，要认识到对手不仅是友商，更是时势。
金融风险很多是杠杆过高和期限错配造成的，穿透不够、数据孤岛是导致底数不清的重要原因。隐私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为数据可用不可见提供了手段，为机构合作以追求商业生态优化实现稳定的价值创造成为可能。
产业革命源于科技革命，成于金融创新。我们有理由相信，数字金融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赋能，数据+算法构建的决策机制的深度赋权，抓住认知革命、交易革命和决策革命的积极因素，统筹好公平与效率、发展与安全、竞争与协同关系，一定会在促进金融产品更加个性化、更加可达，交易更加敏捷、安全和低成本，服务更加高效、精准、及时的同时，极大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来源：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