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记者 方非摄

“辛酸与欣慰折叠的人生四季犹如风车，只有转动起来，才能感受到风。”不久前，陶勇大夫在自己的朋友圈写下如是感言。他确实经历了很多欣慰与辛酸。

“大风大浪”过后，他折叠起那些浮沉往事，与团队同事一道再启征程。“一个人的手会颤抖，但一群人的手能托住更多生命。”

医之初

“逆天的英雄”

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妇幼保健院内，一个浑身乌黑的农民躺在床上，身体僵硬。送他来医院的同伴十分着急，询问医生该如何处理，但毒素蔓延太快，毒蛇没有给人类抢救的机会。三十年前，陶勇在姑父工作的医院见到的这一幕，大概是他对死亡最早的记忆。

同时记住的，还有对医生的真实评价：“老天可能想夺去一个人的生命，但他们有逆天的机会。”而在此之前，“医生”两个字只停留在小说里。

“小时候父亲常常出差。母亲在新华书店工作，下班回来要照顾家里。”陶勇说，母亲那时买了很多书给他填补时间。在他的小房间里有一排长长的书架，旁边是写字台。陶勇在这里完成了所有课业，也看了大量的书。一些当时读着似懂非懂的哲学书不时引导着小陶勇思考“生死浮沉”这些人生命题。

最吸引他的还是金庸、古龙、温瑞安、梁羽生笔下快意恩仇的英雄世界。但几乎每部小说里都有一个神医。陶勇说，哪怕拥有盖世武功，在这些参透生死的神医面前也得收敛锋芒。“所以我一直觉得，医生是更英雄的角色。”

直到目睹母亲治眼病，他才发现真实的医生远比书中更为神奇。“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陪妈妈去省城南昌的医院看病。”陶勇说，母亲一直被眼病困扰。那次终于受不了了，才决定到大医院看病。眼科医生点完麻药后，从妈妈的眼睛里挑出很多结石，结束了她多年的痛苦。

“我立马觉得医生很厉害。”陶勇心中渐渐产生了职业理想。1997年，陶勇高考。当时火爆的专业是邮电，但父母鼓励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选择。最终，他以江西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的北京医科大学（即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我那时就是凭着兴趣和理想选专业，并没有过多考虑就业。”

上大学之后，家里那张棕色花纹的写字台不再忙碌。它承载了陶勇的整个青春。书桌上除了台灯和书本外，还有一台他十分珍惜的卡带机。“我小时候会攒很久的零花钱去买一盘自己喜欢的卡带来犒赏自己。那时很喜欢香港歌手陈百强，他的《一生何求》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曲。”

少年不知，歌者对人生的发问遥远而深沉，听者此后的人生都在寻觅着自己的答案。

医之技

“非正常人类”的秘诀

在大学好友李润眼里，陶勇是一个“非正常人类”——他像是一台为了医学梦想永不停歇的机器。一次大家伙儿闲暇聊天，好几个人都梦想今后能发大财，只有陶勇仰望星空，口中念念有词：“我要攻克癌症，留名史册。”

“他有这个热情，并不是信口一说，而会真正落到日常行动中。”在李润印象里，陶勇每天从医院回来就一头扎在电脑前写论文、做课题，持续到深夜，然后一大早五六点钟又起床赶往医院查房。周末好不容易休息一两天，他也把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大早上就跑去郊区屠宰场买猪眼，然后血淋淋地带回实验室开始一天的研究。后来他又开始自己养猪养兔，身上总有一股猪屎味……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身边人已习惯了这个“非正常人类”。

“在陶勇身上发生什么奇迹，我们都不奇怪。”李润说，别人发一篇SCI文章恨不得被剥一层皮；陶勇那时发表SCI论文几乎没停过。后来，一听说他又发了一篇，朋友们下意识只有一句话：“在哪儿吃？”

很多人不知道陶勇的努力因何而起，更不知道他收获颇丰的秘诀。

2007年，他站在北大百年礼堂代表毕业生发言。朋友们才知道原来对“努力”的判断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陶勇在致辞中讲了自己的一个实验。

当时，陶勇做研究要用小香猪，但这种猪远在昌平的中国农业大学基地。从运输到饲养，都是一个学生未曾经历的。其中最大的波折是麻药突然管制了。陶勇将视线放在了北大人民医院附近的北京动物园。“那里有兽医站，我好说歹说跟老师傅要了点麻药做了实验。”

“我当时分享的故事是想告诉大家，很多事情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SOP（标准作业程序）。”在陶勇眼中，实验过程出现的突发情况，就是在锻炼自己。“人生就是故事的积累，如果过于顺利和平淡，就像心电图被拉成了一根直线，那也就说明你挂掉了。”

在北大人民医院的示教室，有一幅原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韩启德的字：“挑战疑难眼病，拯救视觉光明。”陶勇说：“我在北医受到的熏陶就是，一开始就要做好投身医学的准备。这构成了我坚硬的内核，也是我走进医学大门的初心。”

医之理

医者自医，救人者自救

笔者采访的那天，正是1月20日。整整五年前发生的事情，在陶勇心理和身体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左手手背的伤痕太明显，以至于让人不忍心看得太仔细。

2020年1月20日，在朝阳医院眼科出门诊的陶勇被持刀闯入的患者砍伤。陶勇不仅头部被砍了三刀，连做手术的左手也骨折了，神经、肌肉、血管断裂。两周后他才脱离生命危险，住院时间长达84天。这几乎是近年发生在我国境内最严重的“伤医”事件。

眼科手术缝线是头发丝粗细的四分之一，必须借助显微镜完成。事件过后，陶勇再也达不到此前的手术能力。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共情甚至愤怒。但他只是平静地讲述：“40岁时我遭遇了‘伤医’事件，收获了一枚残疾证。”那些天，他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睡觉。醒来时，他也会把过去的事重新过一遍脑子。

这一次，医者自医，救人者成功自救。“医学其实就是我的一个窥镜，观照整个生命。”一字一顿，陶勇总能不紧不慢地表达他的想法。

很多年前，博士毕业后的陶勇获得了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附属曼海姆医院眼科进修的机会。2009年回国后，陶勇先后三次参加了“中华健康快车”行动。这一项目由当时的卫生部和香港健康快车慈善基金会联合举办。他在火车上吃住一年，为贫困患者免费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

在江西乐安，陶勇遇到了王阿婆。她白内障程度很重，几乎看不到光。出发前老师一再告诫：太复杂的手术不要做，火车上医疗条件不好，风险非常大。衡量再三，陶勇只能和当地联络员说：“做不了。”

但联络员却给王阿婆“求情”。原来，王阿婆的丈夫和儿子都已过世多年。当地有着迷信，人去世时要穿自己亲手做的寿衣，否则“到了那边”就无法见到自己的家人。最近，她肚子里长了个瘤子，时日不多了。由于失明，王阿婆甚至不知道，丈夫和儿子的照片早已被她抚摸得模糊不堪。

“阿想制件寿衣嘞。”

陶勇听得懂她的方言，并不再坚持。半小时的手术很成功，阿婆的视力恢复到0.6。

三个月后，初春的树梢已冒出嫩芽。联络员找到陶勇说，王阿婆在手术后一星期就去世了。但那七天里，她脸上时常洋溢着久违的笑容。王阿婆如愿给自己做了件寿衣。寿衣的口袋里放着丈夫和儿子的照片。王阿婆特意请联络员表达谢意：失明的这些年她很孤独，也很想家，谢谢医生帮她找到了回家的路……

“我非常庆幸我当初的选择，有生之年成为一名‘苍生大医’是我的理想。”陶勇说，职业生涯开端的手术，让他感受到了专业性之外的东西。

躺在病床上的陶勇再次醒来时，见到了父亲。老人不慌不忙地讲他小时候的事情：有一次他上山砍柴，镰刀劈到了小腿上鲜血直流。他赶紧用衣服包扎好，一瘸一拐地走十几里才到家。“他想告诉我，每个人都会吃一些苦，受一些难，谁也不是唯一的倒霉蛋。”

被袭击时同事和陌生人的帮助，与患者长期相处产生的精神抗体……这些都让陶勇很快恢复了精神状态。出院不到一个月，他就恢复了在医院的门诊。此后两年多，他接受专门的康复训练，每一天都有进步。2023年下半年开始，他又回到了手术台，从最基础的白内障手术开始，慢慢地挑战更高难度。

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中杨过失去左手后独创黯然销魂掌。陶勇说，自己的生命已从“Plan A”转向了“Plan B”，也未必就不会有新的收获。“至少现在我们团队的梯队培养起来了，我做不了的手术可以由其他医生做。我拿起了‘科技’这把更厉害的手术刀，就像独孤九剑以无招胜有招一样。”

“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的旋律和歌词早已刻进陶勇心里。那里，在无常世界的最深处，有一颗不被打扰的心。（李祥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