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三学社的发展历程中，曾经有一位特殊人物，他不但在领导革命事业上功绩卓著，而且在文化领域建树非凡。他主持九三学社中央的工作长达32年（1958年任九三学社中央秘书长-1990年任常务副主席）之久，是民主党派历史上的一位奇迹人物，他就是原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孙承佩。
孙承佩既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又是一位宣传革命的先锋人物。他有极强的英语水平，而且对新闻工作十分专业，是早期文化战线的优秀积极分子。1930年，孙承佩从桓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设在青州的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这期间他就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的影响，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30年国民政府召开教育会议，恢复师范生免学费制度，大量扩大师范学校数量，增收师范学生，部分乡村青年中的佼佼者有了接受中等教育的机会，师范学校就聚集了一大批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乡村青年。因为他们大多来自贫寒家庭，通过激烈竞争的入学考试就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但又觉得社会不够公平，因为他们是青年中的优秀分子，本来可以有更好的前途，由于经济困难而不得不进入师范。在师范学校他们接触到了一些现代激进的思想理论，也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及对日政策的软弱，使得共产党人的革命政策与民族主义更有吸引力。在师范学校里，这些来自乡村的师范学生遇到了引导他们的人-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受国民党的“清共”影响，转移到乡村在师范担任教师，使得地方师范学校成为革命活动的温床。
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在青州开展活动最早的单位之一。青州是五四时期山东省除济南外学校最为集中的城市，1923年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邓恩铭来到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经过五个月的工作建立共青团青州小组，推动了青州的学生运动。1922年到1925年期间，党的创始人王尽美、邓恩铭数次来青州，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宣传了革命真理，邓恩铭两次到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赠送了《共产党宣言》，发展共产党员。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30年即建立了地下党组织，革命火种开始燃烧，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1931年1月，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共产党组织在进步学生中建立了“左联”、“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领导了二千多名学生捣毁耶稣教堂和反自首运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为国家培育了许多中高级干部，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著名诗人臧克家曾执教于此，爱国将领冯玉祥曾到校为师生作爱国主义演讲，并为校刊《教育动向》题字。
孙承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书，受到学校中弥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当时师范学校开设的课程就有国文、数学、物理、英语、教育学、教育心理、教学法、教育测量与调查、教学实习等等，为他的以后翻译作品打下了基础。同时，师范的学生及老师从北平等地购回大量的进步书刊，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国及外国学者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入门书如艾思奇、河上肇的著作，很多是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还有对师范学生颇有影响的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包括鲁迅、曹禺、郭沫若、茅盾、巴金、萧红、萧军以及苏联左翼文学家如高尔基、绥拉菲莫维支的作品等等。一些左翼的杂志学生们都很喜爱，如丁玲主编的《北斗》、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邹韬奋主编的《社会周刊》等。学生们通过阅读这些左翼文学作品和共产主义理论书籍，对他们政治观点的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
1934年8月，在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上学的第四年，孙承佩考上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录为公费生。1935年，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积极接受进步思想,关心国家大事。在著名的左派教授如许德珩、李达、程希孟等影响下,系统学习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进步书刊。李达在课堂上讲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张对日抗战；程希孟支持学生运动，捐款捐物。在李达教授指导下,孙承佩与进步同学潘伯棠等集资创办革命倾向刊物《新论坛》，但是出版2期就停办。孙承佩在进入大学不到两年的时间，思想上逐渐成熟，成为进步学生的骨干。1935年12月，孙承佩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因为在“一二九”运动期间和以后的突出表现，被选为北平学联执行委员。
孙承佩同志谙熟英文，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注意将翻译作为从事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他把宣传介绍红色读物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介绍引进外国优秀进步作品，丰富的积累，先后翻译出版了《战时苏联游记》、《红色中国的挑战》、《马恩论美国》、《列宁与托尔斯泰》、《马克思与工会》五部著作。尤其是《战时苏联游记》、《红色中国的挑战》的出版，积极地宣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对当时处在抗战时期的中国，起到了强大的鼓舞作用，所以两本书被一版再版，大量发行，而且已作为珍贵文物入藏中国革命博物馆。
《战时苏联游记》译自美国名记者埃德加 ·斯诺的《People on our side》中的一部，原书分三部，第一部谈印度，第二部谈苏联，第三部谈中国，本书是其中的第二部。埃德加 ·斯诺的这一著作，是他1942年亲临苏联战区，在掌握了大量真实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对苏联人民的意志、精神、情绪都有栩栩如生的体现。生动的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领导的苏维埃国家全力以赴、浴血奋战，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辉煌胜利的历史事实，向大家展示了布尔什维克党教导的苏联人民勇于献身、艰苦卓绝的精神风貌。完美的报道了胜利是如何争取、如何创造的。读过之后，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人民战争”的意义，可以深切地知道苏联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孙承佩于1937年投身革命，先在十九路军政治部做抗日救亡的思想政治工作，之后在《民族革命通讯社》任记者，在重庆《新蜀报》担任主笔，在重庆的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任教员，在重庆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任翻译，他在从事记者工作的革命斗争中，始终以笔作为武器，发挥其专长，鼓舞人民参加抗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将这一名著译成中文，同年由地下党领导的重庆中外出版社初版，1946年北平中外出版社再版；1947年华北、华东、东北三个解放区都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相继出版此书。该书的发行，传播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曾经有力的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一直到1988年，先后出版了11版。
翻译了英国著名作家、记者冈瑟 ·斯坦因（Gunther stein）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军事封锁，中国人民在解放区所创造的革命业绩，并不为外人所详知，首先冲破这一封锁的是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斯诺。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他于1936年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冒险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他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朴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工农英雄的革命业绩。1944年，重庆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不得不派遣“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进入延安以及北方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冈瑟·斯坦因随新闻记者团前往延安，在那里采访近半年。他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革命，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及其延安的情况作了比较客观、真实、详细的介绍，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多年来针对延安和解放区散布的种种谣言。他在延安期间不但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王震、陈毅、博古等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和军事将领，而且还采访了延安的农民、妇女、劳动模范、地主、国民党员等各界各阶层人士。作者同时将延安和重庆、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区，将共产党与国民党作对比，认为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深受广大群众拥护，各级官员廉洁奉公，党政机关自律高效，民兵精神焕发，军队奋勇杀敌；然而，国民党政权专政腐败，党政官员昏庸无能，军队士气低下，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等。此书于1945年在英美出版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才有了一个客观的评价，对中国革命寄予了极大关怀。毛泽东主席与斯坦因的详细交谈，对宣传中国的抗战，发挥了极大作用。1946年2月，周扬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组织，委托孙承佩翻译这部作品，由于时间紧迫，孙承佩请朱葆光、胡启寅一起翻译，10月就交付中外出版社出版，为避开国民党的检查与封锁，出版者化名上海希望书店，译者化名为“李凤鸣”。全书共35章，孙承佩翻译了其中的前20章，为这段原因，孙承佩总是诚恳的告诉别人，“此书自序幕至廿章为我所译，余为友人所译，1946年北平中外出版社初版，译者化名李凤鸣”。就翻译方式而言，书中的多处对于延安时期的术语、地方文化的英文表达值得借鉴，尤其是直译中国文化语汇的做法值得关注与研究，它有力的传播了共产党的思想观点，形成了影响久远充满活力的代表了共产党的新词汇。很多爱国学生就是看了《红色中国的挑战》后，才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并把延安、张家口看做革命的圣地和理想的世界。这本书出版后，国民党极力追查译者的真实身份，再版时为了迷惑国民党当局，书名改为《新中国的成长》。
孙承佩同志作为一个优秀的文化战士，他能及时的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有针对性的进行翻译活动。解放前抗战时期，他主要翻译介绍鼓舞支持全国人民抗战的作品；建国后，他更多地致力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到中国来，尤其是在国家建设与发展时期有指导意义马列主义理论书籍。《马恩论美国》、《列宁与托尔斯泰》、《马克思与工会》就是在解放后出版的，影响及学术价值极高，对马列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马克思与工会》作品内容较多，翻译工作量大，他能在那样繁忙的工作中做出这样的成绩，确实是常人所不及的。由于孙承佩一生勤勉政务，不事张扬，所以鲜有人对他取得的学术成就知晓了解，就像和他的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也不知道他是一个写过两部剧本的剧作家一样，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情操和宽广胸怀，所以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学习。
（本文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活动”三等奖 作者：魏会东，九三学社桓台县基层委员会，桓台县人民医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