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预示着中国的多党合作事业迎来美好的春天。九三学社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在 1982 年初经与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协商，开始酝酿建立杭州市级社组织。筹建过程的点点滴滴通过口述的方式，还原了40年前，基层九三人秉承爱国、民主与科学的宗旨，用决心、信心、公心，开启基层九三学社事业的新篇章。

关键词：

筹备、社员大会、政策落实、感恩

从 1982 年6 月，我参加九三学社杭州市分社委员会筹建工作到 2007年6月正式退休，在九三学社杭州市委员会整整工作了25年。一桩桩难忘的事情，始终留在我心中，挥之不去。在这些回忆的片断中，九三学社杭州市委员会筹建与成立的这段往事，最让我难以忘怀。

1977 年 10 月，中共中央重申坚持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此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召开了新一届政协会议，恢复了各民主党派省级组织，参加新一届政协。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党和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也预示着中国的多党合作事业迎来美好的春天。1979 年 10 月，九三学社召开第三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其他民主党派也相继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了各自的章程，确定了新时期的任务，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其后，中共中央相继召开第 14 次、15 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以及 1982 年 9 月召开中共十二大，强调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工作的政治基础。

决心

中国共产党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给民主党派及其联系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鼓舞。根据国家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以及九三学社在杭的工作基础，九三学社浙江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在 1982 年初经与中共杭州市委统战部协商，开始酝酿建立杭州市级社组织。当时省工委在杭社员中，有 66 名市属社员，其中 39 名社员已办理离退休手续。

1982 年 4 月，在省工委和市委统战部的指导下，九三学社杭州市分社筹备组正式建立，钱祖恩（杭州市重型机械厂原副厂长兼总工）任组长，匡衍（时任杭州市丝绸工业公司总工程师）、胡绪渭（时任杭州市园文局副总工程师）、黄致甲（时任杭州汽轮机厂副厂长兼副总工程师）为副组长，舒宪周（时任杭州制氧机厂总工艺师）、吴寅（杭州市规划设计院原副院长）、陈雪帆（时

任杭州市上城区中医院医师）、陈文毅（时任杭州市炼油厂副总工程师）为成员。

筹备组制定了工作计划：一是组织市属社员学习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二是适度发展在职成员；三是抓紧各项筹备工作，力争在1982 年年底前正式成立杭州市分社委员会。因此，省工委希望调入一名工作能力较强的专职干部，来负责完成这一系列的工作。于是我在 1982 年 6 月 1 日到市委统战部和省工委报到，负责处理筹备组的日常工作。

来到筹备组之前，我曾在空军某部队机关工作，转业前任机要股长。转业后任杭州轴承厂厂办副主任和车间书记。当时，我对民主党派工作还比较陌生，甚至中国有几个民主党派也讲不全。为了尽快转变观念，适应新的工作要求，担当起重任，我认真学习九三学社社史、社章以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边学习边工作，既向社内老领导求教，也向一般社员学习，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认真反映他们的呼声，不断融洽彼此感情。当时很多社员已年过花甲，我要帮助他们扶走楼梯、泡茶倒水、倒痰盂、搞卫生，当好一名办事员、联络员、宣传员、服务员。

信心

筹建伊始，各项工作的开展无疑是相当艰苦的。当时筹备组没有正式编制，也没有正式的办公场地。市委统战部帮助向市工商联借用一个编制，临时办公地点也在省工委机关办公室。由于筹备工作经费和成立大会经费相当紧缺，我不得不向市委统战部打报告，由统战部派员和我一道去市财办争取经费。当时的工作千头万绪，任务非常繁重，包括有关会议的准备、两个支社组织生活会、购置办公用品、撰写材料、慰问社员、平反冤假错案等。因为不会骑三轮车，购置一些办公用品，还要拜托省工委机关同事帮忙。那时市属的社员一半多都已离退休，发展在职的优秀中青年社员是迫在眉睫的工作。在筹建过程中，我们积极慎重地发展了吴定纬、曹康铭、蒋百申等一批中青年骨干，为社组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事实也印证，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成为了市九三学社的中坚力量，为我社的工作发展和扩大影响作出了贡献。

1982 年 11 月 7 日，全市 105 名社员在仁和饭店举行社员大会，正式成立九三学社杭州市分社委员会（后改名九三学社杭州市委员会），时任省委常委、市委第一书记陈安羽亲自到会祝贺。大会认真总结了历时半年多时间的筹建工作情况，选举产生九三学社杭州市分社第一届委员会，选举钱祖恩为主任委员，黄致甲、胡绪渭、匡衍为副主任委员，舒宪周为秘书长。九三学社杭州市级组织的成立，标志着杭州市新增了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自它诞生之日就积极活跃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为杭州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心

平反社员的冤假错案、落实私房等政策是筹备组以及市委员会成出的《关于对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精神，我们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重点，以发表格、登门访谈和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对社员在政治处理、私房退还、工作和生活条件等方面进行调查。有时往往为了一个社员的政策落实问题，不惜要“走访”有关部门五六次，直到解决为止。

那时我们有位社员叫张超昧，早年在日本留学，他的亲兄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当年他家在成都市有一个私办医院，是一幢近400平方米的多层洋房。“文革”时期这幢洋房被没收了，后来就作为成都市卫生局的办公用房。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他曾多次自费前往成都，要求落实私房政策，但当地有关部门表示因为时间太长，又跨省市，难度太大，双方交涉一度陷入困境。后来张超昧找到我，希望由我们社组织出面，帮助他解决成都的房子问题。鉴于其政策落实的复杂性，我以社组织的名义致函给四川省政法委和四川省委统战部，同时我也发函给成都市政法委、成都市委统战部、成都市卫生局，希望他们尽快解决张的私房问题。其后，张超昧再次前往蓉城，此时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室则派人出面接待，表示会认真研究，尽力解决此问题，这让张超昧看到了解决的希望。回杭之后，张超昧夫妇立刻来到市委员会向我讲述了这次行程的情况，我决定再次发函给中共成都市委，并抄送当地统战部、卫生局，要求成都方面按照中央的政策，尽快落实张的私房政策问题。不久，成都市委办公室就给张超昧发来通知，希望他前去蓉城，协商价格补偿问题。当我再次看到张超昧的时候，他已顺利拿到了 16 万元的补偿金，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其夫妇俩是含着眼泪深切地向九三学社市委员会领导和我表达感谢之情。

还有一件我非常难忘的事。当时由于市属社员中退休人员比例较大，骨干社员较少，旗帜性人物更是凤毛麟角，而钱祖恩已年过古稀，摆在筹备组面前的重要课题就是如何尽快将代表性人物安排到九三学社市委员会的领导岗位上来。那时，我们看中的是黄致甲和匡衍两位同志：黄致甲是早年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的高材生，是我国汽轮机行业的栋梁人才；匡衍则是当时丝绸染整行业的专家，无论是层次、代表性和年龄，我们认为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但当时两人对于参加党派工作，担任市级党派组织领导的角色还有所顾忌。一方面，两人都在自己的单位担任高层领导，本职工作相当繁忙；另一方面，两人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对档案中给他们定的不实之词（黄致甲的档案中写他是反动学术权威；匡衍是包庇地主）到现在还没有清理一直心有余悸。为此，市委统战部领导和我几次登门拜访黄致甲和匡衍，积极地争取他们参与社的领导工作，同时我还走访市委组织部、统战部和他们所在单位党委，希望尽快清理两人档案中的不实之词，让党外高级知识分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结果在1982年市委员会成立前，两人的档案问题就得到顺利解决，他们也欣然走上了第一届委员会的领导岗位。同时这也为 1985 年市委员会换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致甲后来接任钱祖恩，先后任九三学社杭州市第二、三届委员会主委。也正是像黄致甲、匡衍这样老一辈的科学工作者那种对事业的忠诚、对社组织的热爱和他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光明磊落的人生态度，影响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感召下，大量优秀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到九三学社中来。

1983 年上半年，我和机关另一位同志杨金南根据分社委员会工作部署，对100多位社员进行调查和梳理，涉及到社员的政策问题，我们都四处奔波，多方联系，解决了 17 名社员的私房退还和“文革”查抄物资（部分）归还以及住房困难、夫妻分居等问题。在此基础上，1984 年我们又对少数社员政策未落实问题，以公函、书面报告或派出干部等形式向有关组织反映情况。在两年左右时间内，有 20 多名社员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被错划右派的全部复查改正；被占私房基本已退还或明确产权。这对于在当时调动他们参与社组织工作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爱国、爱社的热情有着重要作用，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每每谈及这些事，他们也都对九三学社市委员会怀有深切的感恩之情。

作者

口述人：朱舟海，九三学社杭州市委员会原专职副主委，巡视员

整理人：陈磊，九三学社市委员会机关四级调研员 1375814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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