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和而不同”我国是在世纪之交时期凝聚出来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理念，与其伴生的是一个“建言立论”“凝聚共同智慧”的过程。九三学社社员，包括已故著名领导人、社会活动家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留下了值得纪念和追怀的往事。在世纪之交以来的国际政治风云中，这一深度契合中华民族个性、足以代表中华民族智慧的国家理念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为新中国外交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而且也为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近年来，于这一理念相悖的“霸气思维”的泛起值得警惕。

关键词：中华民族个性；中华民族智慧；“和而不同”理念；“各美其美”论断；“建言立论”指示；江泽民讲话；温家宝演讲；“霸气思维”

“和而不同”是一个“古而又新”的中国理念，其“新理念”来自对“古理念”的现实政治性发掘和弘扬。在世纪之交以来的国际政治风云中，这一足以代表中华民族智慧的国家理念在世界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为新中国外交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而且也为我国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九三学社的社员,包括已故的知名社务活动家积极参与,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留下了值得纪念的往事。笔者试从一名普通亲历者的角度对“和而不同”新理念的形成过程进行回溯和思考，以求教于各位方家。

笔者认为，“和而不同”新理念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以下两个阶段。

一、党外人士与中共学者的论述和争鸣

（一）费孝通先生关于“各美其美”的论述

谈到“和而不同”新理念的形成，人们很容易会联想到党外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关于“各美其美”的论述。费孝通先生后来自己也说“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的传统经验里面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的思想所主张的倾向”[1]。但是严格地说，费孝通先生关于“各美其美”的论述与“和而不同”理念并无明确和直接联系，不过“各美其美”的论述本身无疑也是一种具有重大理论建树的文化理念，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中西合璧、具有原创性的当代优秀理念。而且费孝通先生发表这段论述这件事本身也很有影响：1990年12月，日本知名社会学家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在东京召开“东亚社会研究国际研讨会”，为费孝通先生80华诞贺寿。费老发表了题为“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费老以自己与已故老同学Edmund（埃德蒙）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学术分歧和个人友谊为主线，论述了两人不同学术观点及其所赖以产生的不同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提出了自己对于“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问题的担忧，涉及到如何对待文化多样性的问题。费老指出“这里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属于不同传统和处境的问题。我们不仅能相互容忍而且还能相互赞赏。我们不妨各美自美，还可以美人之美。”最后总结出了极具美感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现在看来，这篇演讲稿虽然没有提到“和而不同”理念，但是其关于文化多样性及不同文明应和谐相处的具体阐述，与“和而不同”理念是颇为契合的，并且在对外交流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二）党内外学者由统战理论研究而引发的关于“和而不同”的探讨和争鸣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及李瑞环同志关于人民政协要“建言立论”指示的贯彻落实，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党内外一些研究者在相关论述中逐步论及了“和而不同”理念。

1995年2月，笔者以九三学社组织成员的名义发表了《试析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文化渊源》一文①，首次将“和而不同”理念列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四大历史文化渊源（列在“得道多助”之后，居第二位）。指出：统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是在如何对待统一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条截然相反的思想路线：一条是墨家所主张、法家所袭用、秦始皇所推行，为历代专制帝王所崇奉的机械僵化的路线，主张下对上绝对服从，上下绝对一致，即《墨子·尚同上》所谓“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这是一条孤家寡人的统一路线，是靠高压政策、愚民政策和思想专制来推行的。另一条是孔子所主张的有机辩证的路线，主张和睦相处但不盲从，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在保持各自特点的基础上实现团结协作，即《论语·子路 》中所载孔子关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著名论断。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明显地吸收了这一传统文化的精华。毛泽东曾经形象地比喻说，一只手伸出来，四个指头向一方，姆指向另一方，这样握拢起来才有劲。深刻地揭示了在革命和建设中不同意见、不同观点、不同党派的人们共存共处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长期的统战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正是以“和而不同”的辩证思想、战略眼光和宏伟气度，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同思想观点、政治面貌、阶级属性与自己显著不同的党派和政治力量结成同盟，共同奋斗,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阶段性胜利的。相反，崇奉“孤家寡人”统一路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却无法医治其病入膏育的“同而不和”的痼疾，无法挽回其节节败退、分崩离析、最后垮台的厄运[3]。

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了积极反响。著名学者、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兼宣传部长的北京大学教授金开诚先生（1932-2008年）对“和而不同”理念深表赞同，并且积极举办传统文化讲座，传播这一理念。“和而不同”理念很快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后来，金开诚先生经过反思，观点有所变化，于1998年9月与舒年联名发表了《试说“和”“同”互济》一文[4]。文章秉持“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对“和而不同”思想本身提出了质疑，认为不应该“一概地反对“同”，而只应该反对那些君主专制的“同”、小人迎合的“同”，以及其他消极有害的“同”。对于积极有益的同，如“取得共识”“认同”等，则不应反对，而应提倡、顺应。进而提出：“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既需要积极的‘和’，也需要积极的‘同’，二者完全可以并存而且事实上也始终是并存的。”“人们应持的态度也只能是‘该和则和，该同则同’。”最有利于事物发展的也许是“有和有同，和同互济。”文章为“和而不同”理念的研究注入了冷静反思的“镇静剂”，引起了人们进一步的思考，有助于研究的理性和深入。而其对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来源（周幽王时史伯所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晏婴通过剖析梁丘据的行径为齐景公讲解“和”、“同”之别等）的追溯和阐发则为“和而不同”理念的传播和讨论的深入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史料支撑。其观点则直接引发了同为北京大学教授的张翼星先生（1933-）的争鸣文章。

张翼星先生是中共党员，与金开诚先生年龄相近。他针对金开诚先生等《试说“和”“同”互济》一文关于“和”与“同”的辩难，于1998年10月发表了《我看“和”与“同”的区别》一文[5]，明确表示：对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两句话包含的哲理，难以提出疑问。指出，“和”与“同”实质上是指的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其根本区别在于究竟怎样看待事物的相同的一面、达到人们之间的一致：是承认包含特殊性、多样性的“同”呢，还是只认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同”？是通过差别、对立而达到一致呢，还是抹煞差别、对立而强求一致？前者是“和”，后者是“同”；前者表现事物的活力，后者表现事物的衰微；前者促进事物的发展，后者窒息事物的生机。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推论：“和”与“同”，实质上不仅表现道德上“君子”与“小人”或政治上“忠臣”与“媚臣”的作风上的差别，而主要是思维方式、思维智力之间的差别。文章又联系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论述的两种“同一”——“抽象的同一”（即“排斥一切差别的同一”）和“具体的同一”（“包含差别于自身内的同一”），认为：黑格尔的这种区分，与我国传统思想中的“和”、“同”之别正相吻合。“辩证法思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古今中外，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在辩证思维上自有许多相通之处”。并指出，主张“和”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否认事物有相同的方面，而是要像黑格尔所主张的那样，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即“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这是“和而不同”的客观依据，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基本依据。理论阐述之后，文章又联系现实，指出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及当时所出现的各种“一刀切”、“一窝风”等现象和问题，除了种种社会历史的原因以外，也与“同而不和”的思维方式有关系。所以还是多一点“和”，少一点“同”，尽力提倡“和而不同”为好。张翼星先生此文是“和而不同”思想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它紧紧扭住了“和而不同”这一论辩主题，使之不发生转移，并使讨论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其辩证哲学的视角和世界性的眼光对于“和而不同”这一饱含中国古代智慧的思想升华为国家智慧、推向世界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党内外学者由统战理论探索而引发的讨论，尤其是金开诚、张翼星两位老教授的争鸣，着力于对“和而不同”古理念的现实政治性及辩证哲学意蕴的发掘和弘扬，使这一产生于两千多年之前的中国古老理念焕发出了现实政治的活力，逐渐进入国家视野，为其后“和而不同”国家理念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学术导引。

二、国家领导人在重大外事活动中对“和而不同”外交理念的探索和建树

与党内外学者对“和而不同”古理念进行政治性发掘和弘扬同时，我国领导人在世纪之交的重大外交活动中，也在奋力探索与新中国此前外交路线既有紧密承接关系、又有与时俱进新内容的新思路，并逐渐将其与“和而不同”理念联系起来。

（一）江泽民在联合国会议和美国的有关讲话

2000年9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6] 这段话中的比喻、描绘和论述，所彰显的正是“和而不同”的理念，只是还没有用这四个字概括出来。两年之后，2002年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在美国的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②，正式引用和阐发了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思想，指出：“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7] 这是我国国家元首首次在重要外事活动中明确提出和阐释“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由此，“和而不同”由学理探索而迸发出来的政治智慧开始凝聚、升华为一种重要的国家理念。

（二）温家宝、胡锦涛的相关演讲

与江泽民在联合国会议和美国的有关讲话紧密相承，2003年12月7至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美国的几次演讲中，也都明确提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8]。12月7至10日上午，温家宝应邀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商学院发表演讲。在这篇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他说意味深长地指出：“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因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明确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寻找中美双方的共同点，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认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其合理内核往往是相同的，总能为人类所传承。各民族的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对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应该彼此尊重。在介绍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时，他称“和而不同”是其中一个伟大思想，并重申了一年前江泽民主席的相关阐述，强调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9]。

“和而不同”理念的核心是“和谐”及多样性。200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10]；2006年4月28日，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讲时又以音乐和色彩做比喻，强调了“文明的多样性”，指出“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的画卷”，“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10]。

（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相关思想理念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集体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2015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纽约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时发表讲话，明确表示“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11] 2015年12月2日，习近平主席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倡导“和而不同”的理念，主张摈弃“零和博弈”思维，创造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12]。而旨在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更是将中国“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推向了新的战略高度，给沿线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三、几点思考

（一）“和而不同”是一种凝聚了中华民族共同智慧的国家理念

“和而不同”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概括出来的名言，当时主要论述的是如何为人处世的道理，含有深刻的辩证哲理和人生智慧。在后世的学术传承中，这一理念较为偏离政治领域，长期未能升华为国家层面的理念。进入现代以来，一些著名学者也对这一理念进行过一些发掘和探讨。笔者在撰文的数年前，就是因拜读老一辈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先生（1895-1990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接触到其中关于“和而不同”论述的吉光片羽③，受到其启发而关注这一理念的；同时又受到山东大学教授童书业先生（1908-1968年）的《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一书关于墨子“尚同”思想与法家专制主义思想渊源关系的相关论述④的启发，开始关注对立面“同而不和”的典型例证，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大一统政体的历史形态的观点。1990年，在新一轮“文化研究热”方兴未艾之际，笔者曾与几位同龄人酝酿合著《中国文化论纲》一书（该书于1992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笔者负责撰写书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一章，其中含有“大一统政体与传统官制”这样一个专题，开始撰写之前，笔者曾与徐仪明主编一起拜访了我们聘请的首席顾问、河南大学著名宋史专家姚瀛艇先生（1923-2012年），交谈中，我向姚老提出了中国的大一统政体有“朴素大一统”“机械大一统”和“有机大一统”三个历史形态的观点，并以“和而不同”理念作为“有机大一统”的核心理念进行了阐发，姚先对此大为赞赏，甚至当场鼓励我以此为思路，单独撰写一本“中国文化导论”书籍。但我深知，作为一个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单独著书立说，是不现实的。能够跟着几位师兄学长，参编一本书、做一些初步的研究就可以了。不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从此也就再也没有间断。毕业工作后，我在工作单位水利部开封黄河水利学校加入了九三学社，并被选为九三学社开封市委统战理论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每年在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河南省统战理论学会指导下从事一些统战理论研究工作，撰写一些研究文章。在1994年河南省统战理论学会发布的征文题目中，我发现了“统一战线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个专题，深感契合，就很快撰写了一篇题为《统战精神的历史文化渊源》的文章应征，文章将包括“和而不同”理念的四个优秀传统理念纳入我所认为的“统战精神的历史文化渊源”之中，作了一些初步阐发，由此开始了对“和而不同”理念的发掘（该文后来成为“河南省统战理论1994年度入选论文”，1995年2月被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机关刊物《中州统战》刊载，发表时，编辑部根据当时形势的特点将题目修改为《试析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文化渊源》）。这是一种对“和而不同”理念进行现实政治性发掘的初步尝试。后包括金开诚、张翼星在内的多位老一辈学者又对“和而不同”理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使研究层次不断提高、理论发掘不断深入，逐渐进入国家视野。而世纪之交以来我国主要领导人在重大外事活动中对外交新理念的不懈探索和最终选用“和而不同”来表述，则使其最终上升为一种足以代表当代中华民族智慧的国家理念。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凝聚共同智慧，熔铸国家理念”的过程，时间跨度很大，其间出生于不同年代、隶属于不同党派、有着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们为此而展开的种种“精神接力”，则体现了“久久为功”的时代精神。

（二）“和而不同”国家理念在外交领域产生了重大积极影响

正如杨中旭所说：“和而不同”外交理念的树立开创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开始用这一新的理念来指导国家和平发展大计、处理具体国际事务，展示出既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利益，但也愿意接受国际普遍的规则并尊重各方的利益，在“和而不同”的框架下形成互利共赢格局的大国风度[10]。

虽然“在单极结构下超级大国单边主义倾向”日益发展，美国作为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霸权倾向十分明显，时时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外部威胁，但是秉持“和而不同”的战略理念，中国外交始终坚定不移而充满自信地沿着自己的道路稳步向前迈进，冲破各种阻力，在周边外交、多边外交、大国外交、公共外交、经济外交和地区及全球安全与合作等各个领域都不断取得进展[13][14]，“中国方案”“中国倡议”不断得到各有关方面的积极回应，汇入国际关系发展的主流，也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巨大的“正能量”。各种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孤立中国的图谋纷告破产，其始作俑者，或“门前冷落车马稀”、信誉扫地，或黯然神伤、改弦易辙。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国际战略信誉则不断提高，而且越来越富有国际亲和力、“朋友圈”越来越大。可以说，“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给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虽然受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军事同盟等因素的制约和超级大国的压力，外国政治人士对“和而不同”理念理论上的公开认同来得较迟，但是在2010年之后，这种局面也悄然发生了改变，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也开始冲破藩篱，明确认可和赞同由中国提出的“和而不同”理念：2012年7月11日，时任韩国庆尚北道安东市市长权宁世在接受我国人民网记者访问时明确表示，要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促进中韩交流[15]。2015年9月22日，韩国全罗北道知事宋河珍在接受我国人民网记者访问时，则进一步明确表示，要打造“和而不同”的全罗北道。认为“‘和而不同’的意思是承认各自不同，但是整体协调，所以很难有什么问题发生”，坦言：“人生在世，所追求的价值大抵是相似的，一个平平安安、不愁温饱、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我认为这个地方是存在的。我梦想着这样的地方，在‘和而不同’中找到了真正的意义。“和而不同”出自中国著名思想家孔子撰写的《论语》，我非常喜欢这四个字，可以说‘和而不同’的精神不仅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也是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思想。”他还亲自撰写《和而不同》一书，希望他们整个韩国都能够成为“和而不同”之邦：“希望在我们的国家，无论走到哪都能带着平和的心态、温暖的眼神……”[16]

（三）“和而不同”新理念已经并将继续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和而不同”理念在外交领域发生巨大作用的同时乃至更早，在解决国内问题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两种作用是相互交织的。

1．在政治领域的积极有益影响。有人认为，新中国的根本、基本、重要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特点。“和而不同”这一社会关系发展的重要规律、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也必将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提供强大的文化底蕴[17]。我国在解决港、澳、台问题时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也充满了“和而不同”的精神：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我国《南方都市报》推出了长达128版的香港回归10周年特刊，总标题就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十年”[18]。

2．在经济领域的积极有益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变化过程很明显地体现出由“同而不和”向“和而不同”转变的状态，如，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所有制形式由单一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转变、发展方式由全国千篇划一“趋同化”、“同质化”发展向各地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的转变等等，显然都是由“同而不和”向“和而不同”的转变。这种转变使中国经济释放出极大的活力、所带来的效益是极为惊人的，被国内外著名学者称为“中国奇迹”。

3．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积极有益影响。正如当年江泽民主席在美国所说“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对于我们今天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乃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五个文明”都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而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所倡导的“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当年温家宝总理在美国阐释“和而不同”理念所说的“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因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也启示我们在改革和发展中不仅要关注利益调整问题，也要关注宣传和普及与改革措施相关的基本知识和常识，消除无知和偏见；建立良好的对话交流机制，充分征询民意、汇集民智、形成共识等问题 。

此外，从个人与社会关系而言，“和而不同”也有助于广大社会成员增强个性心理修养，养成开放、包容和自信的人格特质，让社会拥有更多的、更高水平的、值得期待的和睦与和谐[19]。

致敬：谨以此文致敬前辈学者、九三学社已故著名领导人、社会活动家金开诚先生

作者简介：张振元（1953-），河南开封人，退休教授，九三学社河南省委理论研究工作委员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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