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缅怀九三学社先贤、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追寻科学真谛，报效祖国，影响世界的一生。

关键词：王淦昌  核物理学家  中国核科学奠基人  科学报国  大爱无言  人生使命  

淦，水入船中也。昌，日光、明亮。（《说文解字》）

美国诗人狄金森说：“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把人带往远方......”，“水入船中也，日光明亮”王淦昌将中国科研之船驶向了光明。

王淦昌生于1907年江苏常熟，已离开我们20余年了。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两弹一星元勋，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话语“活着的意义在于传承。人会思考，不仅传承身体，还追求精神传承”激励着今天的我辈......

一 多少时光一去不回头  可在我心中你的温存到永久

《无尽的追问》令人动容，本来极有机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王淦昌，阴差阳错，为了祖国隐姓埋名17年，潜心钻研，同其他科研人员，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摸着石头过河，终于成功完成了原子弹、氢弹和地下核试验。从一个勤学少年成长为一代科学宗师，砥行立名，一个坚强生命的奋斗历程，一种高尚的人格精神。

王淦昌院士是我国科技工作者中杰出代表，是我国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70年科研生涯中，始终活跃在科研前沿，辛勤耕耘，孜孜以求，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他的高尚人格——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坚持原则、清正廉洁、谦虚质朴、平等待人、奖掖后进、助人为乐的美好品质来自深厚的家庭渊源，是我们前行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

夫人说他是一个只知道在外面跑而连家都极少待得住的丈夫。多少年来王淦昌一直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守口如瓶，就连在夫人吴月琴及子女面前也从没透过一个字。这是纪律，铁一般的纪律。在子女印象中，父亲不是出国就是在国内出差，一年到头没几天能在家里见得上他的影子。女儿说那时并不知道父亲是在为国家研制核武器，父亲是大学问家，但是因为平时很忙所以对他们在上学读书问题上关心甚少。他连为子女在考大学等关键时刻“鼓鼓劲儿”都没有做，甚至在5个子女结婚时都没能在婚礼上出现。似乎他一生都不知家是个什么概念，然而，他却一生心装国家。八年抗战，居然是他和全家人一起生活得最长的日子，那是战乱困顿却又有一丝甜蜜的日子。

女儿说父亲是一个平凡朴实的人，物质享受对他来讲是格格不入的。1947年父亲获得范旭东奖金，他将所得的一千美元分给经济上更困难的老师、同事、学生，而对还拮据的家，却没有拿出一分钱来给予补贴。1960年，正在上大学的女儿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这一年父亲王淦昌奉命从苏联回国，将积攒下来的工资14万卢布全部交给驻苏大使刘晓，希望能为国家困难出一绵薄之力，作为父亲回国后并没有给家人及子女带来任何物质改善。在两弹研制工作中，王淦昌常年奔波在青海高原及新疆戈壁滩，很少回北京，他也不要可以享受的高原补贴和特殊照顾，从核基地回来的差旅费也是自己承担不予报销，还对秘书说“钱够花了，报他干什么......”。

生民何计乐樵苏，一将功成万骨枯。爱国是最朴素的，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呢？1926年英美日八国借口“大沽口”事件对中国政府通牒后向北京高校师生开枪，死亡学生血溅时年19岁的王淦昌，青年王淦昌不知愤怒的鲜血该洒向何处，只听叶企孙老师当时说：“要想我们的国家不遭受外国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学！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叶老师的一番话，决定了他毕生的道路——献身科学，走向科学救国的道路！当王院士80多岁时退居二线，真正回家与家人一起生活时，发现自己已经当上了太爷爷。他也曾感慨自己这一辈子真没有体味到当一个完整的父亲和丈夫是个什么样儿，一辈子都献给了教育别人的后代和国家的科学事业了......走在科学的道路上，甘心情愿。

二 无论走遍千山和万水  和你白头偕老永相随

王淦昌先生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社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先生一生朴素，办公室墙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座右铭是他真实的人生写照。“献身、创新、求实、协作”是他的科研道德四要素，是社员们永远的表率。

先生的科研实验能力早在大学毕业时期已见端倪，《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是我国第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实验研究论文。留学德国时，深受学界群英荟萃的学术讨论氛围影响，提出“用云雾室比用计数器更能弄清贯穿辐射的真正性质”建议，即1935年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中性粒子——中子”的雏形。

法国微生物学家、爱国科学家巴斯德说：“科学固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应该把所有的力量，献给他的祖国。”1933年12月取得博士学位的王淦昌被劝留在国外,因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而中国当时没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顿生为国洗耻的愿望，毅然决定回国。那时“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不在东方”的现状更让他坚定“我是学科学的，但我首先是中国人。在中国有我的妻子儿女。如今，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她正需要我回去，国难当头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游子在外，谁不惦记家中的父老乡亲......眼看着国家遇到了困难，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不应尽一点心意吗？”他从德国留学归来，将家中的白银、首饰捐献出来抗战，打日本鬼子。自己在期间却历经颠沛流离，惟教学与实验研究的坚持从未间断。他回国后与祖国人民共渡难关着手培养人才，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以教育新一代，使近代物理在中国生根开花，实践了他当初“科学救国”的誓言。他的“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的创造性实验方法”研究成果荣获第二届范旭东先生纪念奖。

颠沛西迁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家国山河故，城春草木深。上世纪40年代，他在浙江大学理学院迁往遵义湄潭县时生活了5年，艰苦条件下执着实验研究和理论探索，栽得论文《宇宙线粒子的新实验方法》《γ射线的若干化学效应》《中子的放射性》《中子和反质子》《一种有机活化Zn0.ZnC12磷化体》《用机械方法产生磷光》《核力与引力的关系》《五维场论》及实验成果。辗转迁徙途，浙大西迁的路程充满曲折。在广西宜山期间，教室是草棚，王老师将实验室中的那一克镭视为至宝，空袭警报响起时，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带，那个小铅匣子必须揣在怀里。在那个国家危亡的年代，先生在祖国边陲的冬夜又暗又冷的煤油灯教室作《原子核的裂变及其和平利用》学术报告，指出“如果可控的核裂变链式反应能够建立，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报告令当时在场的学生看到了人类的未来和物理的未来。在遵义湄潭，当年青年王淦昌沿着乡间小道去邮寄中微子论文的情景，望中烟树历历，人在清凉国。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学问大家王淦昌淡泊名利，拥有超然物外豁达心境，是一个纯粹的爱国主义者。他说，爱国是科学家的脊梁，追求真谛是科学家的信仰。1949年1月他作为访问学者从美国回到祖国，用自己的节余购买了国内奇缺的用于科研的电子元器件和一个直径30厘米的云室。他说因为新中国的成立使他的科研事业获得了新生，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发展，他太需要为祖国做点儿什么了。1982年他将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奖金3000元全部捐献给原子能所，并说“我自愿将奖金全部捐献给原子能所中、小学，愿祖国的娃娃们能茁壮的成长，从而为娃娃们的父亲减少些后顾之忧，好为原子能事业多做工作。”这笔奖金成立了“王淦昌奖学金”。1986年捐出4万元，原子能院成立“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王淦昌说：“爱国主义是对我最大的鞭策。每逢要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我最先想到的是，为国家做工作，必须投入全部力量，并且常常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典故’来督促自己，勉励自己，使工作做好！不少同事或亲友说我这个人很单纯，不会权谋。我想，我是一名科学工作者，不是政治家，平常只会对付科学上的事物，而不用对付人，有这样的性格，无损于别人，该不会对人有什么不好吧！”                                                                                                                                                                                  三 为你甘心情愿付一生  风风雨雨艰险去共存

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同行多次称，中国有个足以获得诺贝尔奖的王淦昌。为了祖国的安全和尊严，王淦昌毅然放下了诺贝尔奖，放弃了对个人荣誉的追求，根据国家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因为对第二机械工业部刘杰部长的一句“我愿以身许国！”的诺言便隐姓更名为“王京”，投身于祖国核武器的研制工作，全程参与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一直处于中心地位，他的光芒可以用“无人能比”来形容。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有原子弹的国家；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1969年9月23日，首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中国的“两弹一星”是20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创建的辉煌伟业，而王淦昌却隐姓埋名，以身许国，直到1978年他的名字在中外物理学界“消失”了17年。

在核试验基地的现场探测器发现试验的山洞内有氡气，氡气对人体是有害的，王研究员叮嘱年轻的技术人员防护口罩要一次一换，而他自己一忙起来就不顾一切了。别人劝他少待在洞里，他却说“我年纪大了，没关系，你们年轻人要注意。”在场的年轻人被感动得流泪，从心里对他产生深深的敬意。1975年10月27日，68岁的王淦昌在面对“中国进行第二次平洞核试验，取样组报告超剂量问题”时，他斩钉截铁地要求“进洞取样，一定要把气体样品取回来！不然，我没法向周总理交代！向人民交代！”为此，周恩来总理曾说：“王淦昌同志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我国核事业的希望......请把王淦昌同志保护好，尽力使王老师生活好，工作好。有一点差错，我们向中国人民不好交代。”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先生奖掖后学，孜孜以求。在学术讨论中经常高兴地对后辈竖起大拇指：“了不起，年轻人，真聪明！”他桃李满天下，在掣襟肘见中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李政道、邓稼先、程开甲都是他的学生，其中李政道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曾对浙大的教授说：我在国内时受到三个人的帮助最大，即吴大猷、束星北、王淦昌三位先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有人为王淦昌的隐姓埋名遗憾，因为他可能错过了叩开诺贝尔奖的大门，而先生却说：与诺贝尔奖相比，祖国更加尊贵，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他的一句“我愿以身许国！”鼓舞了不计其数，灿若繁星的后来者投身科学事业。 

四 和你相依为命永相随  为你朝朝暮暮付一生

幸福存在于一个人真正的工作中。改革开放后，王淦昌身兼数职，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阵地还是在原子能所，所以他继续留在所里领导一个研究小组，进行核聚变的研究，想为世界提供一个取之不竭的清洁能源。1978年领导国家原子能研究所开展惯性约束聚变获取核能的开创性工作；1979年建议并成立中国核物理学会；1981年促成我国大型闪光X光机的研发，建成强流脉冲电子束加速器，从此我国的闪光机跻身世界先进行列；1984年由于“获学位50周年后仍然站在科研第一线的科学家”而得到西柏林大学授予的“金博士”荣誉证书，他是获得这一荣誉的惟一中国学者；1986年3月3日，与王大珩、杨家墀、陈芳允科学家们上书中央，对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提出建议“我国应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技术发展的进程。因为真正的高技术是不可能引进的，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抓起来”，得到中央领导极大关注、大力支持和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经过全面论证、国务院批准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863”计划），在我国高技术发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直接贡献。1987年，偕同25名著名科学家提出《组建国家实验室的建议》。1998年5月，91岁高龄的王老坚持坐轮椅亲自到“正在与美国光谱物理公司一起调试激光器的超净室”实验室。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王淦昌。科学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最根本动力，科学以它独特无形的姿态改变着人类社会。淦昌先生曾说：“我对创新的体会经验是：第一要有机遇，第二要锲而不舍。有一个适当的问题时，就抓住不放，直到自己满意时才放手。在科学研究上要有所突破，必须有创新精神，但创新并不容易。”他自我评价说：“我这个人并不聪明，但还比较勤奋。业精于勤，勤能补拙。遇到一个问题能反复思考，最终实现结果才肯罢手。这也算是我多年从事科学事业的一个秘诀和体会。”先生信服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科学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做出工具合理性的行为，通过理性计算去选取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通过服从理性而控制外在世界。所以，科学家所从事的科学活动必须是纯粹的科学，一切科研活动都是为人类社会服务的，都是价值中立的。”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人们将永远铭记王老辈科学家创新发展祖国高技术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五 还有一个梦你我曾拥有  愿我们今世天长地久

巴斯德还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因为它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是照亮世界的火把；但科学家是属于祖国的。”

淦昌先生是一位有大情怀的科学家，始终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他崇拜的科学家牛顿说自己只是一个在科学大海边捡贝壳的小孩，牛顿尚且如此，王淦昌说他充其量就是海水中的小水花儿而已。因为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统一的宇宙，自然科学的超民族性成了科学国际性的重要内容。先生有强烈的愿望，提倡从事和平利用核能的事业，特别是核聚变能的控制和利用，以使人类从根本上摆脱能源危机的困境。这是一项需要全世界的科技人员共同努力奋斗的事业。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促使他在年逾八旬的高龄，仍不断为受控核聚变能源开发科研项目和基础性实验科学的发展不遗余力，奔走呼号。

王公一生坚持真理、主持正义。面对特殊历史时期的横难淫威，横眉冷对，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判断人有自己科学和良知的价值标准，不是看人的地位高低，权力大小，而是看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科学的贡献和为人的品德。在教学与研究中他与同行同事相互切磋，是学生和助手的严师，要求大家学习、工作一丝不苟；在日常生活中，他给予大家的则是父兄般的爱，他的学生、助手病了，都要亲自去探望。正如国务委员张劲夫为庆祝王淦昌80寿辰所写“无私奉献，以身许国，核弹先驱，后人楷模”。

一片冰心在玉壶，留取丹心照汗青。科学的永恒性就在于坚持不懈地寻求之中，科学就其容量而言，是不枯竭的，就其目标而言是永远不可企及的。德国哲学家、爱国主义者费希特说：“科学家一旦做出成绩，就应该忘记自己所做的事情，而经常去考虑他应该做的事情。”1996年89岁的王老又为原子能研究所基础教育奖励基金捐赠3万元。只要他的心脏还在跳动，就总是不辞辛劳地为各种事情忙碌，他的心总是想着祖国、想着科学、想着未来——我们既非向东，亦非向西，而是向内；因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藏蕴着神圣的本体，那是我们真正的家园。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错过了先生，我们便就错过了永恒。他的学术思想、科研成果正照耀在当今，在浩瀚的星空中，2003年9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1997年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王淦昌星”，这种命名是对他卓越功勋的永久表彰。有一位后辈社员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当我们缅怀先生的时候，可以抬头仰望寻找属于先生的光芒。

王淦昌，将与整个星空同在，几百年、几千年、甚至永远......

作者： 吴桐，昆明市盘龙区交运局.高级经济师.国家职业指导师，九三学社昆明市盘龙区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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