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疫情期间他提交了两条建议，推动相关政策出台；作为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长，他所在的医院共派出151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作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院长，疫情期间，“中山医”赢得了“无敌中山医”“最强中山医”的网络赞誉。

他就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广东省委会副主委，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院长、中山医学院院长宋尔卫。

近日，宋尔卫接受了羊城晚报专访，谈了他的抗疫故事和心路历程。

谈代表履职：建议做大做强委属（管）医院，充分发挥“国家队”带头作用

羊城晚报：您今年参会准备提交哪些议案或建议？

宋尔卫：准备了两个建议，一是关于支持国家卫健委属（管）医院充分发挥“国家队”带头作用的建议，另一个是关于加大医学科技人才支持力度的建议。

羊城晚报：是什么触动您今年提出这些建议？

宋尔卫：第一条建议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有关。在抗击疫情中，公立医院尤其是国家卫健委属（管）医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立医院是中国医疗体系的“主力军”，尤其是44家国家卫健委属（管）医院，代表着国家医疗体系最高水平，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实际上，国家卫健委属（管）医院“国家队”的带头作用还没充分发挥。

羊城晚报：为什么说“带头作用还没充分发挥”？

宋尔卫：第一，44家国家卫健委属（管）医院的规模有限，但我国人口基数大，这些优质的医疗资源还没法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日益增长的迫切需求。第二，基层医院建设近年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基层医院与大型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的发展水平相差还很大，亟需大型公立医院加强人才和技术支持。第三，国家卫健委属（管）医院，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我国主要的医疗任务。第四，面对像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具有强大救治能力的国家卫健委属（管）医院规模仍显不足。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正面抗疫的医疗力量主要来自公立医院，各大委属（管）医院都派出了最精锐的医护人员奔赴当地。对于这样一支“国家队”，必须保证足够的规模，才能为日后可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储备足够力量。

羊城晚报：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宋尔卫：我的建议是，一要对国家卫健委属（管）医院的规模限制规定松绑。没有规模很难做强，建议放开对公立医院规模限制的规定。在能够获得属地政府支持的前提下，甚至应该鼓励其扩大规模，给予足够的发展空间，壮大“国家队”，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委属（管）医院规模的扩大，也是国有资产规模的扩大，从国有资产稳步增长的角度，以及从地方发展稳就业、保增长率的角度看，都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再者，委属（管）医院的规模得到保证，更有助于带动提升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技术水平。

二是慎用排行榜来决定对医院的支持力度。以前，很多老百姓看病，包括政府支持医院发展的方案，都是按医院的排名进行。其实从老百姓的角度、从政府的角度看，需要很客观地去看待这些排名。现在社会上对医院的排名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排名依据的标准并不相同，有的偏主观，有的不全面。比如有的排名就是把调查表分给全国的一些专家，专家按照主观印象打分，且占到总分的80%，规模大的医院，影响力相应地就大，分数就会高，这样的打分并不客观。因此，我建议不能完全按照现有排行榜对医疗机构进行评估、评价和资源配置。同时也要加强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建设和监督，建立评估结果负责制和信用评价机制。

第三，建议加大对委属（管）医院的支持，在资金安排以及政策倾斜上予以一定优先。建议拨款应向综合性医院倾斜，不宜仅以专科的疑难重症救治作为支持依据。《2019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18年全国综合医院财政补助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7.70%，专科医院这一比例则为9.84%。综合医院是承担国家卫生公益性任务的主力军，以新冠肺炎救治为例，征调的大批人员均为综合性医院中的医务工作者。而且综合性医院科目设置齐全，在为广大群众求医就诊提供服务方面更具公益性。

另外，我在这份建议中还建议：各委属（管）医院可自动获得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认定；把具备较强科研能力的高校附属医院认定为科研机构，赋予这类公立医院与科研机构同等的政策优惠；探索委属（管）医院与社会企业开展产学研管一体化等合作；放开社会各界对公立医院的捐助渠道。

谈抗击疫情：国家有需要，我们要第一时间站出来

羊城晚报：在抗击疫情中，“中山医”系列医院派往支援湖北的医务人员数量，占广东支援湖北医护人员总数的比例非常大。除夕当晚，您担任院长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就派出了第一批20名医疗队员。当时选派人员的时候有遇到阻力吗？

宋尔卫：春节前，疫情刚发生时，我们就动员医护人员取消休假。除夕那天，我接到省里的任务，让我们派一支20人的医护人员支援湖北。医院马上发出通知，有100多人报名，非常踊跃。我们精挑细选，重点挑呼吸科、感染科、ICU、急诊科的医生和护士，除夕当晚出发。很多医护人员团年饭吃了一半就走了，有的面对家人的反对，自己拿着塑料袋带了几件衣服就走了，也不告诉家人，我知道这些细节后非常感动。

羊城晚报：新闻报道中，您当时参加了医院第一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员的出征仪式，作为院长，疫情突如其来，有没有想到这些人可能有人回不来了？

宋尔卫：我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除夕晚上出发前，我们要求队员们提早两小时回到医院集中进行防护培训，然后出发。到达后，我们让前线的医护人员反复作实战培训，强调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否则没法救人。而且如果医护人员被感染，会增加医护人员的恐惧心理和社会的恐慌心理。这方面，广东省领导、省卫健委的领导也都在反复强调。所幸，最终广东援助湖北的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羊城晚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疫情期间您是怎样履职的？

宋尔卫：我主要是从代表的角度提了两条建议。第一条建议是，切实关心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之中，特别是不少护士还没有编制，我提出建议应该给这些非编医护人员入编。后来，这条建议被督办到国家有关部门，各地也都给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解决了编制问题。广东省落实得很迅速，中山大学认真执行将300多名医护人员入编“转正”，我所在的孙逸仙纪念医院也有109名医护人员入编。这些医护人员后来反馈说，原本想都不敢想能入编。在一线奋力救治病人的他们，得到这一消息，倍觉振奋，深切地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怀，。

还有一条建议，是疫情发生后我向全国人大提的“统筹武汉市医院资源，按病人病情分级进行诊治，设置统一的隔离管理中心和隔离传染源”的建议。春节期间——正月初五还是初六，给全国人大提了这个建议，后来国家卫健委有关同志回复说，你们提的这个建议——当然可能不单是我一个人提出别的代表可能也提出——非常好，2月5日，武汉首家方舱医院开始收治病人。

我所在的医院在科研方面有两项亮点。一是磷酸氯喹用于治疗新冠肺炎，这是我们医院最先提出来的一个治疗方案，后来被写入国家卫健委的诊疗方案。二是我们医院的副院长林天歆联合多家单位，快速研发出基于胸部CT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大大提高了诊断效率，它也成为广东抗击疫情的科技亮点之一。

羊城晚报：作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院长，您怎样评价“中山医”的医护人员在抗疫中的表现？

宋尔卫：他们真正发挥了“国家队”的带头作用。作为委属（管）医院里的一员，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有一种荣誉感，国家有事，我们要第一时间站出来。所以，在选派援助湖北的队员时，很多“落选”的同事怪我们为何没选他去湖北，他觉得应该让他去。

羊城晚报：疫情期间，由于“中山医”系列医院的表现，很多网友喊出了“无敌中山医”“最强中山医”的口号，您怎样看这些口号？

宋尔卫：我觉得这些说法是老百姓对“中山医”的一种评价。“中山医”系列医院，尤其是我所在的孙逸仙纪念医院，有一种逸仙情怀：一是忠，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二是信，对病人讲诚信，说了要治好他的疾病，就一定会拼死命兑现承诺。三是义，对合作者、对盟友、对同事，我们不争利益，把好处让给合作者，这是整个医院的文化底蕴。

我老跟我们员工说，我们要不争、要让，最后我们会得到更多。像磷酸氯喹，是我们院呼吸科主任江山平教授最先提出来的方案，他把这个荣誉让给了其他教授，他认为只有让出去，我们才能做大，抗疫工作才能做得更好。我在跟别人合作研究时，也会先充分考虑对方利益的保障，要是对方利益没有保障，我情愿把自己那份让出来。你越让、越不争，最后能做的事情也越大，所以我们有个座右铭就是不争。这些可能是网上这些“说法”产生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