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全国政协常委刘忠范。（受访者供图）

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接受人民网专访，就新型研发机构定位与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等相关话题进行了交流分享。

谈及政府工作报告：一句“生命至上”令人动容

人民网记者：5月22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您听了之后有何感受？

刘忠范：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言简意赅。紧扣现实，实实在在。李克强总理谈及新冠肺炎疫情时，说道“我们也付出巨大代价，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但生命至上，这是必须承受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真是令人动容，这真切地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政府工作报告开出了一系列良方和有力措施，“留得青山，赢得未来”，给人民以信心，给未来以希望。此外，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既实事求是、尊重现实，又可以避免出现有违科学发展规律的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我认为，这是应对大变局和大挑战的重要举措。科技兴则国家兴，创新强则民族强。抓住科技创新和人才评价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我们将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我坚信，发挥制度优势，万众一心，就一定能够“化危为机”，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局面。

促进科技与经济融合：明确新型研发机构定位

人民网记者：科技创新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您担任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也是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一直工作在科研第一线。您认为科技与经济如何才能更好地融合？

刘忠范：在我看来，我国存在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一方面，高校和科研院所产生了大量的科研论文和专利；另一方面，企业迫切需要科技创新突破技术瓶颈，解决“卡脖子”问题，而许多企业自身又缺少技术研发能力。因此，我建议：

一是在“十四五”期间，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主导，选择典型的高新技术领域，整合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创新资源，吸纳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建设若干以“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探索为主要目的的“新型研发机构”。

二是在新型研发机构中，将政府投资和社会资本有机融合，共同发力，实行“双轮驱动”。一方面，政府给予持续的经费投入，坚持不懈地推进原创性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导向，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三是在新型研发机构内，推进“研发代工”模式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积极为企业成立研发代工中心，开展“一对一”的定制化研发服务，解决企业的研发需求，与企业一道打造“品牌”产品，同时提高新型研发机构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是制定配套政策，最大限度地释放政策红利，吸引企业和广大科技人员参与到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和运行实践中，尽早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和推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

科技工作者最高境界：“上书架”“上货架”

人民网记者：科技创新的主体是“人”，是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的科技工作者。您认为，如何才能“科学地”调动起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活力？

刘忠范：“十四五”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将更加依赖于科技创新。在我看来，对科技工作者来说，最高的境界是：“上书架”“上货架”。“上书架”并非简单地发表学术论文，而是真正对科学有用，成果能够写到教科书里，留在科学史上；“上货架”并非简单地申请几项专利，而是真正用得上，对国计民生起作用。这就是所谓的“顶天立地”，实际上非常难做到。

真正的科技创新需要科技工作者心无旁骛地做事，因此培育创新性的文化环境和土壤极为重要。所以，我建议在“十四五”期间，抓住科研人才和科技成果评价体制改革这个关键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让科研人员做出属于中国人的“顶天立地”的工作。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精简人才计划。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合并归类简化人才计划，同时严格控制设立新的人才计划。

二要精简行政主导的评估评价工作。人才和科技成果的评价归根结底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事情，须制定可操作的政策，大幅度精简行政主导的学术评估和人才评价工作。

三要进行兴趣导向，分类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不能混为一谈。基础研究需要的是自由宽松的创新性文化环境和文化土壤。应用研究和高技术研发需要明确的应用目标牵引。对于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来说，需要团队作战。对科研人员而言，应该是兴趣导向，而不是功利性的利益导向。应分类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做适合自己的真正有价值和有成就感的东西。

四要大胆改革人才激励政策。大胆改革现行工资制度，让广大科研人员敢于迈出从文章到应用的第一步，勇于同产业结合起来，真正体现科研成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