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始，我国10个国家公园陆续开始试点工作，围绕理顺管理体制、创新运营机制、健全法治保障、强化监督管理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与国家要求的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实现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的国家公园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一是在管理体制方面，国家公园管理工作中牵涉自然资源、农业、林业、文化旅游等多个部门，目前的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难以实现规范高效的自然资源监管；国家公园跨省级行政区时，存在各自利益壁垒，难以良好协作，如目前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仍未将毗邻的江西自然保护区内107.25平方公里区域纳入，影响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的统一性、完整性。

二是在原住民管理方面，现有国家公园试点地大都有一定数量的原住民，生态移民搬迁是当前采用比较普遍的措施，如三江源地区农牧民整体搬迁率平均达到50%-60%，部分国家公园达80%，如何平衡原住民生存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关系有待进一步探索。

三是在理顺资源产权方面，部分国家公园集体土地占比高，实行林地地役权制度，在不改变土地权属的情况下，限制集体土地承包人、使用人部分权利，实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但因缺乏法律依据，导致林地地役权设立、登记等工作无法可依，仅以森林资源管护合同形式存在。

四是解决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方面，当前我国国家公园所在地大都是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国家公园，还是少数民族集中聚居区，生态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民生改善的矛盾比较突出。而国家公园均有良好的旅游资源，如2018年，武夷山国家公园累计接待游客388.02万人次，实现经营总收入3.5亿元；神农架国家公园接待游客1500余万人次，实现经济收入42亿元，旅游发展与保护、国家公园严格的保护措施与当地传统产业之间仍存在矛盾。

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对于加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建议：

一是加强国家公园制度顶层设计。赋予国家公园承担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功能和品牌属性，明确国家公园准入程序和运行制度，特别是国家公园保护和建设中的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理顺国家公园纵向事权、横向事权。

二是加强国家公园生态科学保护利用研究。加强对国家公园建设中统筹保护与利用、发展关系的基础研究，充分考虑国家公园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国家公园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周边区域促进国家公园有效保护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国家公园发展应鼓励引导、开发资源非消耗性和非损伤性使用发展项目，充分开发利用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服务（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产品，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促进各级政府、社会力量积极主动参与国家公园保护和建设，推动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

三是创新自然资源使用制度。在遵循已有产权制度基础上，创新自然资源使用方式，通过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安排、流转和有偿使用，实施自然资源保值增值的激励政策。探索建立鼓励生态受益地区与国家公园所在地区通过资金补偿等方式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四是提升国家公园品牌价值。实现生态价值化，通过绿色发展，强化国家公园品牌增值体系建设。从生态资源挖掘生态产品，构建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机制，打通生态保护、生态产业转型和生态富民三大通道，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民生问题改善的共赢局面，更好地推动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拟提交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