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辉瑞中国企业资深顾问冯丹龙递交了数份提案，其中一份为《关于加强老年抑郁症防治工作的提案》。

今年是冯丹龙第10次参加全国两会。医疗卫生领域一直是冯丹龙的关注重点，担任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她共提交近70份相关提案和社情民意。这一次，她又将目光对准了老年抑郁症问题。

“老年抑郁症求诊者越来越多”——这也是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医疗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李霞近几年的感受。李霞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称，一方面，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公众对精神健康越来越关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另一方面，这也让老年抑郁症防治工作越发显得重要与迫切。

提案的力量

冯丹龙有许多身份：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辉瑞中国企业资深顾问、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孙女。

1959年生的冯丹龙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孙女，还是一名管理学博士，教授研究员级高级经济师

不过，相比这些身份，冯丹龙的数个提案更为人熟知。

比如，2020年5 月21 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时，委员们为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默哀了一分钟。这个特别的安排，就来自于冯丹龙一份 142 字的提案。

据冯丹龙介绍，那年2月，她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关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会默哀的提案》，全国政协按照急事急办的原则，快速采纳了这份提案。“这一分钟不仅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对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战胜疫情、取得胜利的认同和肯定！”冯丹龙说。

2020年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开幕时，委员们为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默哀了一分钟

再比如2014年，冯丹龙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建立药品上市许可等持有人制度的提案”及相关调研报告。该提案得到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等政府部门的重视，在各方努力下，推动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于2015年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和有关问题的决定，为推进相关改革提供法律依据和支持。

全面推动烟草控制和实现公共场所控烟立法也是冯丹龙一直以来特别关注的问题。2008年，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期间，冯丹龙牵头提出了“实现无烟世博，加快上海市公共场所控烟立法”议案，引起上海市人大及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借助上海世博会举办的契机推动了控烟立法……

提案的由来

深知“提案力量”的冯丹龙，在担任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共提交近70份相关提案和社情民意，为政府建言献策。

这一次，她又将目光落向了老年抑郁症问题。

她与同为九三学社社员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李霞进行了深入探讨，“老年抑郁症求诊者越来越多”也是李霞近几年的感受，由此她们萌发了对老年抑郁症问题调研的想法。

李霞专家组的老年科建立于1982年，为国内最早的精神科亚专科，1995年评为上海市首批医学领先专业和市医学重点学科

这个想法得到了九三学社市委的支持。2021年，九三学社市委专门对老年抑郁症防治工作开展重点调研。调研发现，老年抑郁症防治工作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一点就是公众对该疾病的认知不够。提起抑郁症，许多人首先会想到年轻人或者产妇。殊不知，老年人也是抑郁症高发人群。

国际大型调查结果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中有抑郁情绪比例可高达10-15%，老年抑郁症已进入疾病负担排行榜前十。2021年上海市老年心理关爱项目的抽样调查则显示，有焦虑情绪的老年人占比3.5%，有抑郁情绪的老年人占6.5%。

在与李霞交流时，李霞谈到的一个病例给冯丹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位病例是个70岁的退休工程师，由儿子带着来看病。根据儿子的描述，父亲“每天躺床上，什么也不做。吃饭要催很多次，还说自己快要死了！去年一直跑医院检查，每周都去个2-3次，跑了多家医院，但什么都没检查出来。有个心内科医师建议他去精神科看看，他回家后特别生气。今天也是我硬要他来的。”

但这位老人并不觉得自己得了什么抑郁症，他告诉医生自己没病，只是“年纪大了，浑身没劲，睡眠不好、吃饭不香……”

李霞给这位老人开了抗抑郁药，但老人吃了1周，就再也不肯吃了，因为他不认为自己得了抑郁症，还怕吃这些药对身体伤害大……

很多老人对去精神卫生中心就诊很抗拒

像这位老先生这样认为自己没得抑郁症、不配合治疗的病人，李霞遇见过很多。

事实上，在李霞接待的门诊患者中，10个人里差不多有7、8个是子女叫了来看的。

很多老人热衷于看病，但对于到精神卫生中心非常抗拒。在他们看来，到精神卫生中心看病的都是“脑子坏掉的”，自己脑子没有不正常，为什么要来这儿看病呢？碰到有医生建议他们转诊精神卫生中心，往往也会特别生气。

所以，那些被家人带来看病的老人，见到李霞后往往会强调“自己没有抑郁”。

很多老人会对李霞说，“医生，我生活不愁、子女孝顺，怎么会抑郁呢？你只要让我睡好了，让我不头痛胸闷了，不难受无力了，我就什么都好了……”

老年抑郁症更“狡猾”

在李霞看来，这正是老年抑郁症“狡猾”的地方。

老年抑郁症经常和疾病纠缠在一起，更隐蔽也更复杂，容易被身体不适所掩盖，继而被忽略。当老年人出现一些变化，很容易归结为“是老了”，而不是情绪处理出了问题。

碰到这种老人，李霞一般会问患者，是否就这些不适看过专科医生，做过相关检查。如果病人的答案是“看过了，检查也做了很多，但就是检查不出来，”那病人很可能来对地方了。

不断看病检查，但检查不出什么问题，为此深感焦虑或者绝望，很可能并不是病人生气或失望的那样是“这个医生看不好”，而是抑郁症惹的祸。

根据李霞近20年的诊治经验，与其他群体抑郁症相比，老年抑郁症与身体的关系更为紧密。一方面，比起其他群体，老年抑郁症患者更容易出现身体的各种不适症状，或加重身体已有的一些疾病；另一方面，有些大脑和身体疾病易共病抑郁，比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病、糖尿病等都可能诱发或加重抑郁症，而老年人罹患这些疾病的概率更大。

宛平南路600号画廊展出的画作，有不少表现抑郁症主题的（徐惠芬摄）

除了身体的衰老，伴侣亲友的过世、退休后角色的转变、空巢或者居住环境的变化……这些都可能成为老人抑郁的诱因。

因为对老年抑郁症认识不足，老人的一些抑郁症表现，很可能被家人当成是“作”，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或关心。

“老人身体出了问题，家人很自然地想到需要看医生，但碰到老人情绪有问题，往往不会想到上医院。其实，抑郁症患者也是身体功能出了问题，不过不是身体的某个‘硬件’，而是脑功能调节的‘软件’问题。一般人情绪低下去后，有能力自己调节上去，但抑郁症患者不行，他/她调节情绪的功能出现了紊乱，情绪就像进了个深深的黑暗隧道，单靠自己或者亲友很难挣扎上来。”

“如果抑郁的时间连续超过2周，出现了一系列症状，比如心情差、没兴趣、没胃口、睡不着、烦躁、觉得自己没有用，甚至想死，严重影响了生活——以前可以做的事没法做了，很可能就是得了抑郁症。如果患了老年抑郁症，应该尽可能寻求专业的心理或医疗帮助，尤其是中重度抑郁症患者，否则可能出现自杀等严重后果。”李霞说。

老年抑郁症防治工作面临的问题

基于调研，冯丹龙递交了《关于加强老年抑郁症防治工作的提案》。

在提案中，冯丹龙指出了老年抑郁症防治工作面临的数个问题：

首先，公众对老年抑郁症存在偏见，不少人认为老人抑郁是因为“想太多或内心脆弱”。

其次，老年抑郁患者病耻感强。很多老年人对精神疾病有很强的病耻感，不能意识到或者羞于承认自己罹患抑郁症，也不会主动就医。

第三，老年抑郁症识别率低。老年期抑郁症的临床表现往往不太典型，第一就诊科室常常不是精神科，浪费了医疗资源，社区医生、非专科医师对于老年抑郁症的疾病特点不了解，也导致老年抑郁症的识别率低，容易误诊。

第四，老年抑郁症康复较慢。第一个治疗周期就需要4周-8周，合并用药也较多，联合使用抗抑郁药时会有禁忌，且更容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老年人自身代谢较慢，使用抗抑郁药易于出现不良反应。老年人药物治疗的依从性差，不能遵从医嘱，也导致了老年抑郁症治疗困难，恢复缓慢。

六项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冯丹龙在提案中列出了六项建议：

首先，加强公众老年抑郁症教育。通过宣传教育，纠正公众对老年抑郁症存有的偏见，也可使公众更好了解老年抑郁症的相关知识，及时辨识父母或祖辈的情绪变化，使疾病能够早发现、早治疗。

其次，加强疾病筛查。在非精神专科医院推广规范使用抑郁评估工具，加强对非精神专科医师与社区医师的培训，帮助非专科及社区医师初步诊断老年人群的精神心理问题，提高老年抑郁症的识别率。在社区医院、非专科医院和家庭开展便捷科学的老年抑郁症筛查，筛查中可使用心理咨询机器人等便捷工具。对于筛查发现但无法初步诊断的患者，非专业医院和社区医院应申请会诊或转诊。

第三，促进早期预防。鼓励老年人参加老年大学、志愿者等活动，加强社会交往与积极生活。关爱高龄、空巢、多病老年人。

第四，加强专业培训，建立老年抑郁心理干预队伍。在社区医院、养老机构增设为老年人服务的心理咨询师，对抑郁风险人群予以评估和分类，开展心理干预，定期进行随访，必要时提供相关帮助。

第五，建立老年抑郁患者转诊通道。医疗机构针对需要诊断和治疗的老人提供转诊通道，实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第六，发挥专科医院和社区医院优势。精神专科医院根据老年抑郁病患者的严重程度、自杀风险、生活质量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评估，建立老年人心理健康管理档案，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进行分级管理，为进一步干预和诊疗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个体化方案。专科医院治疗好转后，患者转社区医院继续开展随访和针对性干预及治疗。

（来源：周到上海 作者：徐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