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丽娟，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九三学社上海市委主委。
当时政府的信息透明度还无法做到位，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
1988年初，上海的甲肝大爆发震惊全国。那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来自上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北京“享受”了点特殊待遇：食宿都和其他地区的代表委员分开，近乎“隔离”。
一些同志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多限制，被视为不受欢迎者，情绪比较大，回到上海后就责怪卫生部门怎么不把关，任由甲肝爆发。
当时我作为分管卫生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把矛头指向了我，甚至一些老同志也发了话：谢丽娟是不是应该作个检讨或者引咎辞职？
这时我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才两年多，确实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引咎辞职”这回事儿。我要给那么多的病人安排病房，做事情还来不及，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其他的。
早有预感
对于1988年1月开始的上海“肝炎大爆发”，我其实早就有预感。
在1982年和1983年，上海也曾经有过一次规模较小的疾病爆发，致病源就是江苏启东的毛蚶。启东的毛蚶多含甲肝病毒，但是江苏省的商业部门说，当地的毛蚶储存量很大，不用起来很可惜。而当地毛蚶主要就是销往上海。其实启东得甲肝的人也多，但是得多了之后，他们大多有抗体了。
卫生部门认为疾病爆发和毛蚶有关，商务部门则希望对方提出充分的证据。但当时没有对毛蚶进行检测。
这次甲肝爆发后，上海出台了规定，禁止销售启东来的毛蚶，但还是不能完全抵挡住来势汹汹的毛蚶。原因在于，当时荤性食品比较贵，而毛蚶只要六毛钱到八毛钱一斤，是很受市民欢迎的美食，不忍舍弃。
那时我还在上海市卢湾区中心医院做医生，身在一线对于情况有着直观的了解。1984年，我由卢湾区中心医院副院长升任卢湾区副区长，一年之后又出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987年12月中旬，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告诉我，他们接到报告，最近很多医院都收治了不少腹泻的病人，请我一起去看看。我们到了医院看到，确实腹泻病人大增，经过询问之后发现，这些病人共同的特殊饮食史就是吃了毛蚶。
门庭若市的华山医院毛蚶门诊，预检中医生检查患者有无黄疸。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可以判断腹泻病人的骤增与毛蚶有关。腹泻病人的粪便里检测出了痢疾杆菌，毛蚶之中也检测到了——它们所在的河道受到了粪便的污染。痢疾的潜伏时间很短，少则几个小时，多则两天，就开始发病。
看到大量腹泻病人，我和王道民局长已经意识到，如果这些痢疾都是由毛蚶引起的，那甲肝很可能再次爆发。
禁售毛蚶
面对极有可能到来的肝炎爆发，如何未雨绸缪？我立即和另一位分管财贸的副市长通了电话，提出准备禁止毛蚶销售，对方当即表示同意。于是，上海市政府迅速出台了紧急规定，禁止运输、销售毛蚶，已进入菜场的统统作为污染物填埋，有些则直接被倒进垃圾箱。
当时官方宣布的禁销理由是食用毛蚶会引发腹泻，还没有提到会传染甲肝。一些市民对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了解，也对禁售的举措不甚理解。有人依然在偷偷贩卖毛蚶，甚至还有人到垃圾箱里捡拾被倾倒的毛蚶，带回家吃。但大部分市民还是遵守政府的相关规定的。
同时，还有一项更隐秘的举措在悄然执行——腾出床位准备接收甲肝病人。当时上海所有医院的床位加在一起只有5.5万张，肯定不够。为了把床位腾出来，医院被要求，能不收的病人就不收了，可以出院的病人就请他们出院。我们还制订了报告制度，要求医院对于甲肝病人的出现进行传染病报告。
1987年12月中旬起，甲肝病例陆续上报。甲肝的潜伏期是2至6个星期，平均是一个月。1988年1月之后，病人开始集中出现。
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报》刊文警示毛蚶可能携带甲肝病毒。
最初每天发现的甲肝病人有两三百，再往后数量越来越大，每天都是上千人，其症状无外乎发热、乏力、胃口不好、腹痛、呕吐，约70％的甲肝病人都有黄疸。
当时大部分人不清楚甲肝的传染途径，人们陷入了恐慌，有的走路都不敢扶楼梯扶手。
甲肝病毒的主要传播渠道是粪便等排泄物。甲肝患者的粪便如果处理得不好，其他人用餐前手没有洗干净、沾了厕所的门把等，都有可能“病从口入”。所以很重要的就是粪便的处理，此外就是强调餐前洗手，提倡餐桌上分食，那时候大家吃饭都用公筷了。
但问题在于，当时上海居住条件非常紧张，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方米，很难在患者家中对病人进行有效的隔离。
一个办法就是尽可能把病人收住入院，实在收不进的病人，由防疫站到其家中进行消毒。聪明的上海市民也会想点子，比如在公用自来水龙头上绑一根木条，开关水龙头时不用手，而是用胳膊肘去推。
争取床位
到了发病高峰的1988年1月18日、19日两天，上海每天新增病例竟然高达1.8万人。
病人和家属拥进医院，排队办入院手续，后来干脆不排队了，看到有空床位就直接抢，以致于一些医院不得不请警察来维持秩序。
对于每天动辄上万的病人来说，全市仅有的5.5万张床位实在是杯水车薪，只能开设“临时医院”。作为分管卫生的副市长，当时我最大的压力就是尽一切努力让病人能够得到隔离和治疗。
谢丽娟每天到医院查看相关情况。
为此，我和卫生系统的相关负责人只能四处去做动员工作。比如有些国有企业有几千名甚至上万名员工，这其中可能会有几十人、上百人患上甲肝，那就要请他们腾出一些库房，作为临时收治病人的场所。我们要求街道也想办法把一些空余的空间利用起来，一些小旅馆干脆关门作为临时医院。还有一些刚造好还没有分配的居民住宅、放假中的学校的教室和宿舍都被动员起来，作为临时病房。同时，我们明确要求，这些征用的场所，尤其是学校，使用后必须经过严格消毒。
1988年2月3日《解放日报》报道称，肝炎发病人数还在上升。
我清楚记得，当时自己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走访基层，了解发病的情况，然后向各区的区长们提要求，要开出多少床位，必须让绝大部分病人都能住院。但各个区也有自己的实际困难，有时候也难免遇到一些障碍。
于是，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召开了一次以区级干部为主的动员会，明确提出要“打一场扫除甲肝的人民战争”。开完这个会后，大家统一了思想。
如果说有什么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增加数万张床位更大的难题，那就是医护人员的短缺。但医护人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得到增加，所以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来应对病魔。
有一次，一位病人向前去走访的我大声抱怨说：“我从早上发烧进来到现在，一口水都没有喝上。你们就忙到这种地步啊？”事实上，医护人员的确是忙到没有时间去给所有病人倒水，更不用说自己去喝一口水。回想到这些，我至今仍然会觉得鼻子发酸。
有些街道也动员了一些非专业人员来帮忙。医生都知道，只要做好防护措施，事后把手洗干净，是不会被传染的，但是非专业人士不太了解这些，就会很紧张。
面对质疑
那段时间，我始终和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保持直线联系，汇报每天的甲肝病情。那时朱镕基刚刚调到上海担任市委副书记，并被提名为下一任市长，他每天一早只要碰到我就问：“谢丽娟，今天的甲肝病人是多少？”
有一次，我向他报告了一个数字，他问：“你说的这个数字准确吗？我怎么好像听说不是这么回事儿？”我表示再去核对一下。第二天我汇报说自己做了核实，昨天报的数字是正确的，以后朱镕基就没有再表示怀疑。
那段时间里我晚上很难好好睡觉，幸好躺下去能睡得着。因为休息时间实在太少，开始出现耳鸣甚至重听。在一次开会，我突然发现自己听不清楚发言者的话，只能请对方说话声音尽量大一点。配合我工作的市政府副秘书长说：“你实在太辛苦了，出现了听力迟钝。”
不仅是我，当时整个医疗系统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的一位大学女同学当时正担任南市区卫生局长，她给我打电话，说病人数量很大，不得了啊，说着说着，喉咙越来越嘶哑，最后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这些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对我个人，老百姓倒没多说什么，也没有太多的责难。他们就是希望能尽快解决病房问题，让患者早点接受治疗，不要再传染给别人。
1988年1月24日《解放日报》刊文谈“甲型肝炎的医院外治疗”。
在上海市人代会期间，我参加了一次讨论会。我到会进行了说明。
我说我们都应该吸取经验教训，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如果我不是在1982年、1983年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也不会把预防工作做在前头。这次我们在毛蚶身上检测到了甲肝病毒，拿到了直接的证据；及时禁止销售毛蚶，又请环卫部门清理毛蚶，把几乎不可能开出来的病房都开出来了，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是尽职尽责的。
听了我的说明，了解了那些起初并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人大代表们点头表示理解了。
江泽民也表达了“力挺”的态度。他对我说：“如果要说追究责任，追究我的责任，我有领导责任。”他还亲自到市政协作解释，说明我和整个医疗卫生系统是在如何努力工作着。
终于，“追责”的声音渐渐淡了下来。
“心灵药汤”
经历过那场肝炎大爆发的人，都知道一种据说可以防治甲肝的“神器”——板蓝根。
其实一般情况下甲肝病人是会自愈的。西药里也没有治疗它的特效药，治疗过程中也不过是吃一片维生素B、两片维生素C。有时候病人实在恶心呕吐得厉害，为了防止脱水，就输一点液。虽然板蓝根未必多么有效，但因为有了“吃中药板蓝根可以防治甲肝”的传言，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板蓝根几乎都向上海运输。尽管价格不断上涨，依然供不应求。
1988年3月刊登在《新民晚报》上的报道。
上海的卫生部门还自己“发明”并制作了“大锅药”——用几味中医里清热解毒的药，如黄连、大黄、甘草等，放在大锅里煎制成汤药，每天送到病房给病人喝一碗。
甲肝的传染期是在发病后一个星期到十天，病人住院治疗十天到两个星期后就可以回家，后阶段主要靠休息和保养。两到四个月后，病人就可以完全康复，所以甲肝不吃药也会好。但这样的医学常识那时候并没有太普及，而且病人和家属们即使知道了也不太会相信的。
给病人服的“大锅药”其实是一种“心灵药汤”，这是一种心理暗示，病人会感受到自己正在接受治疗，心理上得到了安慰。不过，按照中医的理论，吃清热解毒的药对治疗甲肝有一定的好处，所以这药还是有助于病人的康复的。
作为一名专业的医务工作者，我清楚知道，甲肝这种疾病虽然死亡率不高，但一定会有病患死亡，死亡率通常是0.1％。比如一个慢性肝炎、乙型肝炎病人，本身已有肝硬化，又碰上了甲肝，那肯定凶多吉少。我的职责就是努力杜绝“不应有的死亡率”。
经过各方面的不懈努力，甲肝疫情在一个月之后终于得到了有效控制。过了1988年2月20日的最高峰，发病人数马上就下来了，到了2月下旬已经降到了和日常差不多的发病率。由于全市消毒、隔离工作做得好，没有出现第二波疫情。对于这样一个周期，我们是有预判的：只要把传染源、粪便的问题解决了，注意饭前便后洗手，我们预计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解决甲肝爆发的问题。
1988年2月26日《解放日报》报道，曾做过甲肝隔离点的学校被严格消毒，全市中小学如期开学。
上海食用毛蚶计有230万，患病者35万，最后有28个死亡病例，最终死亡率是万分之八，按照国际标准来说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国家卫生部的领导和专家后来参加了一次国际防治甲型肝炎的研讨交流会，与会的外国专家认为，我们的应对经验是非常宝贵的。
2月17日是春节。这一年，邓小平又一次来到上海过春节。那几年他都是到上海来过春节的，当时市里也做了考虑，劝老人家是不是今年就不来了，最后小平同志表态还是要来。
小平同志来过春节，当时影响蛮大的。市里要求，为他提供的餐饮要特别注意。此外，他每年到上海都会参加一些群众性的活动，看完演出之后会和演员握手，那这一次握手就免了，这个老人家也同意了。但是他的到来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告诉人们，上海不是一座“瘟城”。
1988年除夕夜，邓小平在上海与文艺工作者亲切握手。崔益军/摄
回避不了的话题
早在1983年，国家和上海市层面都曾出台过相关条例和规定，但当时还没有形成合力来禁止毛蚶销售、防治疫情。1988年甲肝爆发期间，我们制定了食品卫生联席会议制度，让各个部门都尽好自己的责任。因为这不是卫生部门一家的事情——其实卫生系统不是肇事者，而是救火队。这个联席机制一直延续至今。如果我们能再早一点建立这个机制，大家统一认识，恐怕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毛蚶进来。
经历过那次甲肝大爆发，上海市民在饮食习惯上也吸取了教训。山东人也吃毛蚶，但他们是捣碎了包在饺子里，由于甲肝病毒在摄氏100度的水中待5分钟就无法存活，所以山东的甲肝发病率就很低。而上海人习惯用开水对毛蚶简单地泡烫一下就鲜血淋淋地吃。这看起来很新鲜，而且味道好，但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好的饮食习惯。
中国人吃饭不习惯用公筷，不采用分餐制，这也是一种不良卫生习惯。现在很多人知道幽门螺旋杆菌，它可能引起胃炎、溃疡甚至胃癌。螺旋杆菌从哪里来？其实也是病从口入，相互传染。不能老是靠吃药解决，我们还是要以预防为主，从改变不良卫生习惯做起。
回顾上海三十多年前那场甲肝暴爆发，还有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保守的观念。
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政府的信息透明度还无法做到位。虽然1987年12月有关方面已经预计到了甲肝可能会大规模爆发，但却没能广泛宣传其预防措施，而是被要求“保密”。
要求保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上海人在外面感觉受到了歧视，到了外地都垂头丧气，甚至有的旅馆竟然真的不收住上海来的人。其次，当时的人脑子里还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传染病更是特别要保密。还因为，“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建设备受重视，大家担心一个地方有了传染病，人家都不来跟你做生意了，外贸出口的货物人家也不要了。
因为有这样的顾虑，导致卫生系统连具体情况都不能写出来。虽然很多情况事先都预计到了，但是一些群众性预防的积极措施还是受到了影响，不能执行得很到位。
而当15年后的2003年，“非典”爆发，国人再一次面对一场来势汹汹的流行性疾病，就采取了公开透明得多的态度，靠着全社会的合力，有效遏制了疾病的发展，最终战胜了疾病。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这样的进步步伐是不应该停歇的，这也是我们回顾当年那场甲肝大爆发的现实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