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6日到22日，周琪医生在浦东机场的“转运”大巴上已经坚守了两周多，跑了20多个来回了。她的工作正是接送和转运普陀的黄标入境人员。

作为普陀区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她很早就报名支援上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起初以为是到高速路口和道口帮忙，没想到最后是去浦东机场。”

根据早中晚班的安排，周琪每天先到位于普陀的留验点，换上二级防护装备，包括防护服、护目镜、N95口罩、鞋套、手套。手机也要武装起来，她会用保鲜膜或者防护套包起来。

从留验点到浦东机场需要一个多小时，虽然工作并未开始，但是穿上防护服时，身体的消耗却开始计时：在这段时间内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最长的中班要从10:30到17:30，加上路上的时间就更长了。有时，因为需要安排的入境人员多，为了让更多人上车，还要等待。

“现在天气热起来了，中午真的又热又干，我每天下班第一件事情就是补充水分。对于不上厕所，作为医生，我还比较能适应，因为工作中常常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

在浦东机场，有一个专门的停车场，每个区都有自己区域。飞机降落后，先有工作人员进行防疫检查、信息登记和贴标，交到周琪手上的是黄标入境人员，他们都是来自或者途经重点国家（采访当天重点国家从8个增加到16个，20日又从16个增加到24个，截至发稿，重点国家范围一直在调整）。工作人员会联系他们住所的居委，确定是否满足居家隔离要求，如果满足则要进行核酸测试，确定无感染后，可以居家隔离；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则要到集中隔离点。

其实当工作人员登记下入境人员的信息时，一条关于他或者她的工作线就从各区各街道各居委一路铺设下去，一直到核实清楚居家隔离条件才能做出最后的安排。

所以，转运班车上的周琪，始终在双线甚至多条线工作：一边，她要负责把入境人员安排上车，分散坐开，核实护照等信息，并努力记住他们；一边，她要不停地刷微信群，弄清楚每一个入境人员最终要送去哪里；一边，要尽力回答疑问，及时安抚他们的情绪；一边，还要联系留验点和集中隔离点的同事，在到达前20分钟告诉他们，让他们做好接收的准备。

“起初，还有一位工作人员和我一起负责大巴上的工作，后来机场防疫工作实行24小时不间断排班后，只有我一个人了，”周琪说。

回忆起第一天的场景，周琪说“太狼狈了”，“第一天没有经验，护目镜一会儿就雾蒙蒙了，连人都看不清，水汽凝结成水，还会从边上流下来；套着手套点手机，一会儿锁屏，一会儿按错，群里跳信息，没法及时回答，一身身汗下来。现在，我会预先在护目镜里层涂上洗洁精，让雾气蒙不上去，防护服里就穿一件薄衣服，不然一动全身是汗。”

一辆转运大巴，分散坐的话最多能搭乘17人，现在满车越来越多了。“有时候外国人多，真的会分不清，他们的名字也很难读，”周琪说到这里不好意思地笑了。

“有一次，有一位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同时上车，俩人外貌和护照对不上，而且这位法国人一点不会说中文，也没有开通手机在中国的通讯功能，街道工作人员怎么都联系不上他。这时一位留学生很主动地过来帮忙翻译，才把情况弄清楚，也把政策和他们交待好。那个小伙子真的让我心里一暖。当然，在没有热心人的时候，我就英语和翻译软件齐上阵，一定把情况和他们说明白。”

当然，也常会遭遇不理解和埋怨，“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们，毕竟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飞行后，已经很疲劳了，所以，我会尽量安慰他们，做好疏导工作。作为医生，我们经常和不同人群打交道，我觉得，方法总比难题多。”

目前，流程和规定还在不断调整，重点国家数目也在增加，工作节奏越来越快，交给周琪的入境人员也越来越多，“入境人员的转运工作还在不停优化，让各个节点更好衔接，但是工作人员非常辛苦，很多已经满负荷运转，这场持久战要打好，真的不容易。”周琪感叹。

这周一，刚完成周日最后一天转运工作的周琪医生已回到医院的岗位上，对于无缝衔接的工作节奏，周琪淡淡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不过，经历了这两周，有了对比，才发现原来生活的美好”。（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宣传部 张瑾）

 

这就是周琪工作了半个多月的转运大巴

周琪和同伴们等待着新一批入境人员

上车三部曲：发放雨衣，核对护照和健康填报卡信息，进行手消毒

穿着隔离服的周琪

生活中美美的周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