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为我们的国家努力奋斗
九三学社中科院上海分院委员会 2019-08-13 打印 分享
1964年10月16日，一声巨响划破长空，茫茫戈壁滩上空升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全国欢呼，世界震动，我心激动。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5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回忆当年作为一名科研新兵，参加国家绝密攻关项目“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研制的日日夜夜，心中充满兴奋和自豪。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国力不强。为了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必须尽快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毛主席决定：“为了防御，中国也要搞原子弹”。当时总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由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组织全国力量进行研究。那时，中苏关系比较好，苏联帮助我国在北京建立了一个7000千瓦的实验性核反应堆，还在我国某地建了一个浓缩铀工厂。
为了制造原子弹，必需从天然的铀矿中把含量只有千分之几的极少量的铀同位素235分离出来、浓缩起来。用气体扩散法分离铀235是五、六十年代唯一具有工业生产规模的技术。分离膜是气体扩散的核心部件，当时只有美国、苏联和英国掌握制造分离膜的技术。1960年，风云突变，中苏关系骤然恶化。苏联单方面中断协议，撤回专家，结束了对中国长达十年的技术援助。浓缩铀235的分离膜等关键材料苏联不给了，整个分离工厂即将停顿。苏联人说：“即使这些机器都给你们，将来也是一堆废铁！”。中国刚起步的原子核工业面临夭折的危险。没有铀235原料，原子弹永远是天方夜谭。是放弃搞原子弹的计划，还是另找出路？聂荣臻副总理说：“我们寄希望于中国自己的专家。”
1961年年底，国家将研制铀235分离膜的任务正式下达给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从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抽调了一批科技人员，集中到上海冶金所进行集体攻关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埋头努力，终于研制成功用于铀235分离浓缩的关键部件甲种分离膜，性能超过当时苏联的同类产品。1963年5月，建立了甲种分离膜中试生产工厂，到年底生产了几千只分离膜元件，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做出了重要贡献。
“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项目， 1984年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中“原子弹的突破和武器化”国防专项覆盖项目奖。1999年9月18日，当年的研究室主任吴自良院士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61年，本人刚从复旦大学原子能系毕业，有幸直接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参加这项由周总理亲自抓、二机部（后来的核工业部）统一领导的国家绝密项目“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的攻关研究。当时所有参加这个项目研究的科技人员都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能参加这样的攻关项目研究，是组织和领导的高度信任，肩负着重大责任，十分光荣。参加这个项目研究，不能发表文章，不能对任何人谈及工作，无名也无利。当时的科研和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夏天没有空调，就尽量利用早晚时间多做工作。对攻关人员的要求十分严格，甚至个人找对象也要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查。
本人当时主要从事分离膜的分离系数测量及分离元件的表面处理研究。用气体要搬钢瓶。当时的实验大楼没有电梯, 我就和一位军队复员的攻关人员一起，硬是用肩膀把大钢瓶抗上四楼。那时，本人身体又瘦又小,体重不到100斤，抬沉重的大钢瓶，有时真把眼泪都压出来了。可是,想到国家的需要，为了早日造出我国自己的原子弹,再苦再累也都挺过去了。
研究工作的最大困难是没有任何现成的参考资料。苏联专家在的时候，他们把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等资料放在大使馆里，不轻易拿出来，非常保密。他们撤退时，带走了所有资料,使攻关研究工作困难重重。凭着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凭着对科学的执着精神，我们从分析苏联的分离膜样品入手，摸索调节元件分离系数的方法。经过千百次的反复试验，终于通过适当的表面处理方法，成功地控制了元件的分离系数，提高了分离元件的稳定性，对分离膜的实用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研究过程中，为了获得准确的物理参数以建立正确的处理工艺，本人还时常在武装保卫人员的陪同下，带着集体研制成功的分离元件，去北京原子能研究所进行元件分离系数的精确测定。由于保密的原因，出发时单位用小车专送火车站，两个人坐软卧包厢，到北京后由对方专车接至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享受这样的优厚待遇，实在是由于特殊工作带来的幸运。为此，在一次出差途中，曾写小诗一首，表达内心对参加这项工作的愉快心情：
起 程
轿车外，人来往，熙熙攘攘，却都在，目送我，驱车北上。
车未动，心已飞，千里之外，怎感觉，车箱内，宁静舒畅。
今夜里，作抒感，激情荡漾，待明儿，将此情，何处寄放？！
（1965年1月8日于京沪列车上）
随后，我还随几位资深专家去我国某地的气体扩散浓缩铀工厂，对铀235的分离和浓缩的工业生产过程以及分离膜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当看到我们自己研制的分离膜在机器中正常运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原子弹所需的铀235原料时，那种激动的心情，真难以笔墨形容。在我国原子能‘心脏’地区的这一考察活动，加深了对从事这项研究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今后继续为国争光的决心。
虽然，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参加国防攻关会战，说不上有什么大成绩,在获奖的名单上也不会有自己的名字，但本人一直珍藏着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为纪念当年参加这项“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作出贡献而颁发的表彰证书，以自己曾为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做了切实的贡献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六十年代，为“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研究的峥嵘岁月，给了我一生教益，那就是,“要永远为我们的国家努力奋斗！”。 这种信念，一直支持着我随后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几十年的科研工作和国际学术活动。
七十年代, 我参加离子束研究和应用工作。
那时，国外开始生产先进的石英电子手表。上海无线电14厂和上海钟表元件厂找到我们。要求像国外一样，用离子注入技术控制手表电路的开启电压，合作研制国产的石英电子手表。我们的离子注入设备刚建造不久，也没有真正作过实际应用，对此项合作研究，大家都不大有信心。但是，从“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研究经历，我说：“外国人能做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就做不出来? 可以试试么!”。 结果，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努力，我国自己的第一代石英电子手表研制成功了。后来，还转产到工厂, 生产了一批“金雀牌”石英电子手表。
八十年代，我作离子束抑制电子发射研究。
我们在国外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被英国一个企业家发现。他成功地将我们的技术用于生产中，赚了不少钱。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他对我说: “因为你的文章是公开发表的，谁都可以用。我没有可能付钱给你，我请你吃顿饭吧！”。事实上，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将抑制电子发射的研究成果用到军工和航天方面了，他是想通过饭桌上的交谈，探究我们的研究秘密。我当然不会告诉他。最后，他对我说: “柳教授，我想买你的脑袋！”。我当时就毫不犹豫地明确告诉他: “我的脑袋不卖给你，我的脑袋要为我的国家服务。” 此后，他请了一位在该领域工作了25年的专家,用E-mail向我提出了10个关键技术问题。如果回答了他这些问题，等于将我们所有的技术秘密都告诉他了。我当然一句话都不给他回答。此后，也就不再与他继续联系。
九十年代，我被推举为SMMIB国际委员会委员。当年的国际会议主席来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说了三句话:“ 我愿意当这个委员。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信任,而且是体现我们中国在该研究领域的地位；我会向老委员学习,努力做好国际委员会的工作；我会尽力和大家一起,把我们中国的离子束事业做好。” 随后, 我们争取到了1999年在我国召开离子束国际会议的权利。150多人出席的这个国际会议,有近一半是国外同行。当我们组织的国际会议获得很大成功并受到国际材料和离子束专家的肯定和赞扬时,当外国朋友对我国的发展感到惊讶时,我从心底里为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
退休以来，我坚持科普活动，继续为社会提供有益的服务。
2010年和2013年，前后出版了两本书：《科海情缘》和《柳色青青》。读过的友人，反应甚好。
2010年以来，在上海和家乡的大、中、小学及高科技企业作过多次励志报告：“有梦想就会有未来”，听众达5000多人。向九三市委老社员、上海市老干部大学、老科协及社区老人作过多次健康养生报告：“快乐使人健康的科学原理及心脏保健漫谈”，听众达数百人。
2014年，为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50周年，向社会各界作了10次“蘑菇云腾空升起，中国人扬眉吐气”报告，听众达1500多人。发表了8篇相关文章。
2015年，以“铭记历史，鉴往知来-纪念
世界反法西斯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题，向老科协、退休党支部、上海市退休高级专家协会、上海市科技退管会科普讲师团等，作了多次报告，听众达250多人。
2017年，《环球时报》为欧美同学会建党问题，对我作了电话采访。随后出版的报纸，刊登了我的两个观点和认识：“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才会保持高度统一，才会繁荣富强，才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知识分子崇尚民主、自由，许多人愿意参加民主党派。但他们到了国外，就更加的热爱中国。”
201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为上海市委统战部知联会、市委科技党委举办的各类干部研修班、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研究所新入学的研究生及老科协成员等，作了6次报告，发表了6篇文章，主要内容为：“改革开放与科技发展”、“国门打开，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上意气风发”等。
永远为我们的国家努力奋斗，这就是一名普通科学工作者的爱国情怀。(九三学社中科院上海分院委员会 柳襄怀）